“我是房東，手機換號了，房租打到這個卡上”“代開發票，長期出售槍支、假鈔、迷魂藥”“圣誕買房贈面積，2萬抵5萬”……臨近年底，五花八門的垃圾信息又紛至沓來，成群結隊躥入人們的手機和電腦。當電線桿上的“牛皮癬”在網絡時代不斷變種，垃圾信息更加令人生厭，卻又常常無可奈何。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有人肆無忌憚地亂發騷擾信息？為什么那么多婆婆管不好一條信息？為什么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卻常談常新？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還是技術手段有限、監管力度不夠？

　　前不久，北京市消保委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騷擾電話和垃圾短信成為消費者個人信息泄露之后面臨的兩大苦惱。據媒體報道，中國手機用戶收到的垃圾短信全世界最多，僅2013年就超過3000億條。除了傳統的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在移動互聯時代，垃圾信息還在不斷開辟新戰場。例如，蘋果手機用戶因其內置即時通信軟件而帶來的垃圾短信騷擾，這種信息的收發并不經過電信運營商，在監管與責任認定上尚存模糊地帶。

　　正所謂無利不起早。一眼望穿的騙術、毫無新意的句式、令人厭惡的頻率……不難發現，垃圾信息中除一部分是詐騙、色情等不良內容外，更多的則是應接不暇的商業廣告。對于種種狂轟濫炸的海量群發，人們經常歸因于背后的“黑色利益鏈”，問題是這樣的利益鏈如何徹底斬斷？

　　換句話說，治理垃圾信息，我們不能只是道義譴責，陷入“我們生氣、他們生財”的怪圈；也不能光是運動式治理，一陣討伐之后又是風過回頭。關鍵在于，如何形成令其既不能、又不敢的治理機制？就拿酒后駕駛來說，過去可謂司空見慣、久病難醫，“史上最嚴交規”實施之后，遏制成效就非常明顯，“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真正從口號變成了自覺行動。這說明，對一些久拖不決的老大難問題，就要創新思路，不僅要靠技術手段，更要靠法治力量，甚至在必要的時候猛藥去疴、重典治亂。

　　國外的經驗可資借鑒。治理垃圾信息要想形成合力，必須立法、執法并舉，明確監管的主體責任，改變“九龍治水”的狀況。在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立法機構紛紛制定相關法規，加強對個人信息的保護，禁止向個人發送市場推廣類短信等垃圾信息，執法部門也會對垃圾信息的源頭進行追查和嚴懲。比如新加坡規定，違法發送垃圾信息的機構或個人可能會被罰款100萬新元（約合460多萬人民幣）。重拳之下，垃圾信息對個人生活的侵擾大大減弱。

　　有報告顯示，2014年第三季度與第二季度相比，國內垃圾短信的攔截量和舉報量雙雙下降。但聯想到垃圾信息的巨大存量，要想徹底割掉這一毒瘤，依然任重道遠，需要加大監管的威懾力。一個好消息是，工信部起草的《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已經廣泛征求意見，據稱有望在年內正式出臺。根據該意見稿，未經用戶許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其發送商業信息，并對“按號段”發送、在線自動收集等群發方式進行嚴格遏制。

　　置身浩若煙海的信息大爆炸時代，一條小小的信息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它帶來的煩惱。正因此，有效保護個人信息安全，把垃圾信息泛濫的勢頭堅決遏制下去，也是看得見的民生工程。治理垃圾信息，不能永遠在路上。我們呼喚企業、運營商流淌“道德的血液”，但更應以嚴厲的規矩織緊“制度的籬笆”，讓違規者付出高昂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