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別聲音

　　省政協常委、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育處處長秦鑒：

　　盡快放開多點執業 鼓勵在基層開診所

　　問：你怎么看全科醫生招聘遭到冷遇這個現象？

　　答：這個現象與全科醫生、家庭醫生的職業成就感很低有很大的聯系。現在我們的家庭醫生，就相當于是一個萬金油的醫生，內、外、婦、兒都懂點，但都業務不精，只能做一個中介人、健康顧問，在老百姓心中的信任度很低。這與國外是截然不同的。

　　比如在德國，一般家庭醫生都曾經在知名的大醫院行醫5年以上，在各科室都已經輪崗，獲得了完整的醫療技能實踐訓練，具有主治醫師以上資格，并且大都具備一技之長，通常通過幾個人合營的方式，在基層社區開設私人診所。

　　如此一來，第一是家庭醫生隊伍的專業能力得到了保障，第二是這些家庭醫生與原來出走的大醫院之間保持了很密切的聯系，一般而言，私人診所的醫生一半時間在診所看病，一半時間則會在大醫院做手術、參與培訓，繼續提高職業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對大醫院的專業強弱乃至醫生都很熟悉，便于雙向轉診。

　　問：你認為，確立雙向轉診的合理流動，關鍵節點在哪？

　　答：我覺得關鍵節點有二。一是盡快放開多點執業，允許醫生自由流動。要鼓勵有經驗、優秀的醫生去基層開診所，事實上在大醫院發展是有天花板效應的，一個科室主任醫師就那么幾個，并不能很好地解決醫生的職業滿足感問題，允許醫生流動，就相當于給他們打開了另一片天，讓他們可以通過創業來提升職業榮譽，增強自我認同。

　　現在政府對于基層醫療這一塊還有大包大攬的慣性思維。其實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站也不一定要姓公，在國外，承擔首診角色的大都是私營性質的個人診所。

　　第二個節點是大醫院要收縮門診戰線。允許醫生自由執業將使得大醫院產生“擠出效應”，但如果大醫院不收縮門診，又去跟基層競爭，家庭醫生的發展還是會被扼殺在搖籃里。事實上，在國外大醫院并沒有門診，只能通過家庭醫生實現向上轉診，使得家庭醫生確實承擔起了看門人的角色。

　　反觀國內，家庭醫生并不是看病的必由之路。患者還是可以直接去大醫院掛門診，家庭醫生有我沒我都一個樣，降低了家庭醫生的職業成就感。現在基層醫生有點不倫不類，可做的事情不多，所以要么往大醫院鉆，要么想辦法縣醫院做主治醫師。而大醫院也嚴重資源浪費，外科醫生又要出門診，又要做手術，有限的資源并不能真正投入到疑難雜癥的研究上。

　　問：你提到的兩個建議實踐中可能會遇到不小的難度。

　　答：確實是。比如自由執業，大醫院耗費心血，培養多年，對好醫生并不情愿放手。我覺得這有點像民航飛行員的“跳槽”，得首先明確好利益協調和補償的機制與流程，比如通過司法或者調解的方式來解決其中的問題。至于收縮門診，由于目前公立大醫院普遍是內科、兒科虧本，靠外科賺錢，砍掉門診這一塊，國家需要進行適當的補貼。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即便是允許醫生外流，醫生本身可能也會因畏難不愿走。因此政府要創造一個有利于民營醫療機構發展的政策環境。坦率地講，與公立醫院相比，目前我們在工商、稅務上仍然不公平，對于基層民營醫療，廣東乃至國家都要給予適當的補貼。

　　省政協委員、省人民醫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長姚樺：

　　應吸引貧困地區醫學生回鄉服務

　　問：對于家庭醫生人才匱乏的問題，您怎么看？

　　答：其實很多慢病都應該放到基層，比如高血壓管理，是很適宜放在社區醫院的，但關鍵在于基層的醫學人才是否足夠勝任。目前對于基層的工作有很多仍然浮在面上，比如專業人才匱乏的問題，其實對于社區醫療衛生站來說，許多大專畢業生可能也勝任，但是必須要經過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這在很多地方都做不到，甚至在一些二線城市的醫學院，也無法很完整地完成5+3的培訓。

　　問：對基層醫學人才短缺的現象，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答：對這個群體的關注也顯得不夠，基層的醫生很辛苦，一些思想狀況并不一定能反映到決策層，比如現在對于家庭醫生的繼續再教育，盡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然比較薄弱，需要加強。

　　基層抱怨留不住人才的聲音一直都有，這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夠轉換。我覺得應該要利用好既有的渠道，比如醫生晉升前也有下鄉扶貧的要求，以前可能流于形式比較多，接下來應該做實，要加強定向培養，加快出臺政策吸引本土本鄉的醫學畢業生回鄉扎根。

　　此外，既有的醫療隊伍也要利用好，現在鄉村還有一支規模不小的村醫隊伍，還能發揮余熱，應該強化培訓、提高技能，以前的赤腳醫生在村民心中的技術、口碑還是不錯的，也不一定就是待遇的問題。

　　問：目前廣東也出臺了一些促進分級診療建設的政策，但是效果還很有限，您認為癥結在哪？

　　答：建立“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診療體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夠大大緩解大醫院承受壓力過高的問題。現在面臨的難題是醫保政策的引導力度仍然不足。

　　在醫衛體系比較完善的國家，“首診在基層”是一項相對固定的硬約束。但在我國，老百姓有更多的選擇自主權，因此更愿意去大醫院。目前，廣東各地在加強醫保引導基層就診力度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東莞就規定首診必須要在社區醫院，廣州明年開始對于在社區診療的患者，醫保報銷額度也有所提升。但總體而言，轉診制度的強制性依然有限。

　　從患者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很愿意去社區看病，一來近，二來便宜。但他們普遍有兩個擔憂：一是怕沒藥，藥品選擇性有限，一些療效好但稍貴的藥基層沒有；二怕原有的治療方案回到社區后無法保持，出現變數。這在轉診上就體現為“治不好往上推容易，治好了往下放困難”的現象。

　　患者轉變既有的就醫習慣也需要有個過程，建立分級診療體系既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項長期工程，還需要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去加以完善。（駱驍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