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

　　“判個別的罪，槍崩了我吧”

　　恨和怕，占據了王本余失去自由的20年。

　　他恨李彥明，更恨自己的“引狼入室”。

　　1994年，40歲的王本余在包頭打工，在火車站附近蹬三輪，養活7歲的養女小華。

　　老實本分，不敢招惹是非。同行拉趟活要6元，王本余要5元，同行上來就扇了他兩巴掌，他不敢還手。

　　當時20多歲的李彥明替他出頭，王本余覺得這小伙兒“仗義”，見李沒住處，就把他招進了自己5平米的出租屋。

　　1994年12月15日晚，王本余拉完活回家。一進門，李彥明就拉住他，神情緊張，“王哥，我殺了個小女孩。”王本余蒙了，屋里裝香蕉的大筐里，露出半個花衣服的肩膀。

　　“你要報警，我就殺了你和你閨女。”

　　王本余說，這句話讓他腿軟，緊接著李彥明又雙膝跪地，“求我幫他把人埋了。”怕女兒小華出事，王本余答應了。

　　第二天，李彥明跑了，警察來了。有人曾指認，女孩在王本余家門口，被一個叔叔叫進屋吃糖。

　　在審訊室，王本余跟警察說了無數次“冤枉”，“我說兇手是李彥明，給了警察地址，還帶他們找到尸體，但就是沒人信。”

　　“四川四川，你犯的啥？”在看守所，祖籍成了王本余的外號。

　　“他們說我強奸殺人。”后半句“我是被冤枉的”還沒說出口，號兒里的人就抬起食指，“你死定了。”

　　同監舍的人后來喊他“強奸犯”，王本余沖過去想打人，可心里又怕，忍了。

　　“強奸殺人”，在王本余眼里是死不足惜的罪，沒有活路，還得背一世罵名。

　　有一次，他把心一橫，跟警察說，“你們判我個別的罪，槍崩了我吧。”

　　1996年11月，法院宣判后，他回到了看守所。

　　“四川四川，你判了啥。”一墻之隔有人問。

　　“死緩！”王本余比哪次說話聲都大。

　　“四川，你怕死，騙人呢。”

　　“不信你看，我胳膊上沒手銬！”他把手舉過墻上的鐵窗。

　　里面的人都知道規律：“審判完，死刑犯手上都會戴銬子，不是死刑的只戴腳鐐。”

　　王本余琢磨，既然活著，就得鳴冤。

　　茍活

　　給獄友端屎端尿掙分減刑

　　在內蒙古第五監獄，王本余寫過三次申訴，投進檢察院在監獄專設的信箱。

　　4個月后，五監所在地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市舊稱）檢察院來人提審了，只給了一個答復：“你在包頭出的事兒，我們沒管轄權。”

　　王本余后來從獄警那知道，他寫申訴的事被看作“不安心改造”，減刑受了影響。

　　他不敢再寫申訴信了。“早點活著出去才能伸冤。”他盼著減刑，無期、有期……勞改掙分爭功是唯一的希望。

　　在五監，30分等于1個功，3個功可以減刑一年。

　　他的任務是編筐筐，編夠造價132元的筐筐，一個月能拿4分。

　　王本余手腳慢，有時編不夠132元。他求幺妹給他打點錢，拿錢換上一箱方便面，從獄友那換筐補數。

　　王本余挑最臟最累的活干。獄警找人護理癱瘓的犯人，獄友沒人愿意干，王本余愿意，端屎端尿地伺候著，喂著飯，挨著罵；申請種地，天不亮起床，手上的血泡不敢擠，戴著幾層手套干活，晚上還是滲出血來。

　　他還害怕生病影響掙分，為此養成鍛煉的習慣。每天4點半，他爬出鋪位，在監舍過道上光著腳丫大步走，“穿鞋影響別人休息，惹來麻煩不好減刑。”

　　在監獄里一天天老去，他的記性越來越差了，怕忘了伸冤的事，每天晚上，別人去看電視，他不去，坐鋪上回憶1994年的事，一遍一遍地寫，把寫好的信紙掖在褥子底下。

　　1999年年底，王本余被減刑為無期；2001年下半年，又減為有期徒刑19年。

　　有期徒刑的12年間，王本余減了6次刑，加起來共7年4個月。

　　如果沒有意外，他會在2013年8月23日服刑期滿。

　　2012年7月的一天，上午10點多，王本余正在監舍里護理病人，突然有獄警讓他去辦公室。

　　辦公室里，坐著4名北京警察。

　　“你認不認識李彥明？”警察拿出兩頁紙的照片讓他指認。

　　“認得認得。”王本余一眼認出第一張照片，“平頭、眼神里有點邪氣，就是李彥明。”

　　“我有冤情啊。”王本余等到了希望。

　　3個多小時的問話，王本余把當年誰都不相信的經過全講了一遍。走出監獄辦公室，獄警告訴他，“你的案子可能有轉機。”

　　2012年2月13日，李彥明因涉及一樁在北京大紅門的殺人案被捕。他供出曾在包頭和王本余合住時，殺了一名小女孩。

　　2013年7月22日，在服刑期滿還差一個月時，王本余出獄了。

　　同年9月法院再審認定，原審判決認定王本余犯故意殺人罪和奸淫幼女罪不成立，但王本余在李彥明告知其殺人后，仍然幫助李彥明拋棄尸體，構成包庇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刑罰已執行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