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推動工作創新

　　張其成委員：第一，應該加大政協的民主監督的作用，現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不夠；第二，要加強境外委員的聯絡和服務工作，不能只是每年開兩會的時候，大家才聯絡協商。

　　馬志偉委員：委員是政協組織的“細胞”，是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主體，就全國政協而言，在20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中，京外委員占一半以上。全國政協有專門的文件，要求為發揮京外委員作用提供條件、構筑平臺、創造環境，但是在具體執行和實施過程中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只有進一步發揮委員尤其京外委員的作用，為委員提供豐富有效的履職載體，才能更好地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希望全國政協不斷為做好京外委員活動工作搭建平臺，讓京外委員有履職之地、有履職之機，同時要不斷拓展聯絡渠道、創新聯絡方式、完善聯絡機制，不斷完善京外委員活動的聯絡體系和保障體系，提高做好京外委員活動工作的質量和成效。

　　馬繼龍委員：體育這個界別人比較少，但是體育工作面比較大。因為人少，我們內部信息就相對封閉了一點，比如談論體育產業的問題上，我們對于涉及經濟一塊就不太懂，應該請經濟界委員來一起討論；談到全民健身上，就應該和醫衛界委員聯系多一點。但凡討論大的話題，我認為都應該多和別的界別委員互動下，這樣我們探討的面就擴大了很多，得到的信息，得出的答案也就會更準確。

　　關鍵詞發揮界別優勢

　　張蘊嶺委員：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聽到“探索界別提案”的提法還是第一次，我為之點贊。如何提出界別提案，首先要進行充分調研，這就更要強調集體的作用。現在民主黨派的集體提案工作做得比較好，界別提案可以放手去探索，比如可以委托一些科研機構來進行。雖然平時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員會會組織委員進行一些調研，但與界別調研還是有區別的。比如社科領域的問題比較多，社科界就應當圍繞該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提出建議，充分發揮界別作用。政協的界別優勢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起來。

　　汪鴻雁委員：現在社會發展變化很大，社會階層的分布和規模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產生了不少新興群體，委員界別的設置需要適應這些變化適當調整，政協委員也應該反映這些新興群體的聲音。界別的調整分為內部調整和外部調整兩部分。界別內部的調整應以其所代表的群體進行，比如共青團與青聯，應該考慮如何延伸和覆蓋中國的青年群體；而界別設置應把社會中出現的新興階層納入其中。其次，應該密切委員與所代表群眾的聯系。目前這一聯系較弱，委員代表一個群體，但和群體的聯系又是相對隔斷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建言獻策容易形而上、缺乏社會共同響應的重要原因。因此，應該通過界別調研等活動，把大家組織起來，深入所代表的群體群眾，形成緊密聯系。

　　齊讓委員：建議：一是在開展政協協商中進一步規范題目來源，積極推進界別與委員聯名提出議題；二是充分發揮政協界別作用，切實提高提案質量；三是進一步完善人民團體參與協商的工作機制，圍繞所聯系群體最關切問題開展協商，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

　　馬德秀委員：我們要發揮界別的能動性，雖然明年定了幾個議題并非教育中的熱點難點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畫地為牢，可以在相關教育問題展開子課題研究，作為我們界別的成果。

　　關鍵詞完善協商形式

　　俞光巖委員：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去年全國政協工作最大的亮點之一，在社會上引起了深刻反響，但是協商主題是否能更寬泛一些、覆蓋面能否更廣一些。比如我們醫藥衛生領域，醫改正處于深水區，很多問題待解，能不能選上兩三個最重要的問題集中調研一下，根據調研結果進行一次雙周協商。醫改不是衛生部門一家的事情，涉及多個部委、各個方面，我們坐下來好好協商一下，對增進共識、解決問題是有好處的。

　　田惠光委員：雙周協商座談會切口小，能切實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對策。建議座談會能否增加政治協商內容以及更多接地氣的議題。

　　王松委員：今年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議題已公布，這是第一次在兩會期間就提前告知委員今年的協商計劃，這個做法非常好，可以讓委員根據自身條件，有選擇性的參與，這是對委員們的尊重和信任。

　　楊保建委員：過去我們有各種各樣的不同形式的協商，但是缺乏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現在要嚴格按照協商民主的意見，來完善我們各層級、各領域的協商制度。從《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來看，政黨協商效果比較好。我認為政黨協商是我們制度優越性的最核心體現，其它協商則更多地側重于事務協商，只有政黨協商才是對西方社會質疑聲的最好回應和最好詮釋。所以政黨協商是我們整個協商的核心，它是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平等基礎上的協商，主要協商國家的大政方針政策、國計民生等重大問題，此外，政黨協商的協商主題明確、協商渠道暢通，因此應該進一步強化，營造協商討論的民主氛圍，提高政協協商民主的實效。另外，目前政黨協商在地方上體現不夠，我覺得要廣泛而深入地開展，建立由上至下的剛性制度推進協商民主。在地方政協層面，也應該針對地方的發展行使話語權，讓政協委員的意見、建議提到點子上，提到關鍵處。

　　吳海龍委員：如果國家是把重大決策在決策之前拿到政協來，由相關專門委員會組織委員對這個方案進行協商，這不僅能夠發揮政協智庫作用，也有利于發揮政協作為協商平臺的作用，建議相關部門能把政協協商方式具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