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利強認為，醫患之間本是最大的信任與托付關系，暴力傷醫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矛盾根源。首當其沖的，就是當下不合理的就診流程，“基層醫院沒有充分發揮出作用，城市大醫院卻天天人滿為患。病人在大醫院的就診體驗不好，排隊等待30分鐘，看病只用3分鐘。”

　　謝汝石坦言，大醫院的就診局面客觀上制約了醫患的充分溝通，“一個年輕醫生可能要管20張病床，一個老專家出診半天可能要看30個病人，接待、照顧每位病人的時間實在有限。”

　　造成這種局面的，既有公立醫院面對“小病”來者不拒的無奈，也有患者“只認大醫院”這一就診習慣的因素。“前幾天我的一位朋友打來電話，說自己感冒三天了還沒好，讓我幫他去掛一個協和醫院的號，被我拒絕了。”鄧利強說，“當下需要解決的，是建立起合理有序的就醫流程，讓常見病、多發病能在基層由全科醫生妥善處理，如果病情嚴重需要轉診，再由全科醫生有針對性地推薦給大醫院的專科醫生。”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表示，過去長期存在的以藥養醫等制度使醫院產生創收動機，帶來“大處方”、“大檢查”現象，加之醫生的勞動技術價值偏低，部分醫生認為自己的付出與報酬不相符，選擇拿紅包、拿回扣，這些因素的疊加，使得醫療行為從一種特殊的關懷型服務變成了普通的消費行為，弱化了醫患之間“幫助與被幫助”的關系，讓患者覺得這是一場交易，一旦療效不滿或患者死亡，容易引發醫患沖突。

　　如何不讓傷醫現象重演？

　　記者了解到，由于近來傷醫事件不斷涌現，有的醫院在診室門口安排了安保人員，有的醫院科室里將背對門口的辦公桌“轉了過來”。龍門縣醫院傷醫事件發生后，廣東省衛計委7月17日深夜發出通報稱，要建立24小時中心監控室，配齊安保人員，提高防恐防爆能力。

　　這種戒備森嚴的“屏障”雖然可以保護醫務人員的人身安危，但如何消除暴力傷醫帶來的心理屏障？

　　在鄧利強看來，對暴力傷醫“零容忍”的主體不應僅僅是醫生，醫療機構作為醫師執業的場所，應當理直氣壯地為醫師維權。中國醫師協會的調研數據表明，發生傷醫事件時，院方采取不顧是非息事寧人和無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1.86%。

　　“除了少數惡性傷醫案件，現實中大部分醫生在遭受暴力后，鑒定出來的結果是輕微傷，施暴者往往行政拘留幾天就釋放了。事實上，暴力不僅包括毆打、殺害，還有語言上的辱罵與攻擊，后者同樣會傷害到醫生的尊嚴。”鄧利強說。

　　今年6月24日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首次將“醫鬧”行為列入修改的范圍。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把嚴懲暴力傷醫事件寫入工作報告。中國醫師協會會長張雁靈呼吁，司法機關對傷醫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從嚴、從快、從速嚴懲。

　　此外，《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提出，醫療風險的不可避免性，要求有相應的風險分散機制與之相適應。目前我國社會上的醫療風險已成為社會風險，需要建立系統的責任風險轉移機制，來分擔醫療風險，從制度層面使醫師能夠潛心技術的提高和研究，同時化解醫患矛盾、緩解緊張的醫患關系。

　　“堵不如疏，最終還是要通過醫改，解決治本的問題。”莊一強說，“醫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如何理順公立醫院的定價機制和補償機制，如何控制并降低患者醫療費用自付比例，如何形成分級診療秩序，改善就診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