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蒂·格瑞漢姆拍攝的毒氣戰受害者。

　　“他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死”

　　當日軍在宜昌使用毒氣彈的消息傳來時，24歲的美國女記者格瑞漢姆小姐當時就在國軍的指揮所里。

　　新聞記者的敏銳讓她知道，只有馬上到第一線去親自采訪毒氣彈的受害者們，并且拍下照片，才能撕破日軍抵賴的謊言，才能讓世界知道真相。她不顧戰場的危險，要求指揮官派人帶她去采訪毒氣彈的受害者。她告訴指揮官：“已經有太多關于日軍使用毒氣彈的報道由于缺少證據而無法證實。美國人民只有看到照片才會相信真相。”

　　格瑞漢姆小姐被帶到一段未建成就廢棄的火車隧道，這里是一個臨時的野戰醫院。在黑暗中300多名受傷的中國軍人躺在鋪著稻草的地上，他們發出的病痛聲、呻吟聲、哭泣聲和無助的嘆息聲在隧道里回響。

　　在隧道的一角，她看到了一些受到路易氏劑毒氣傷害的人，他們的皮膚變黑，像被火藥燒傷一樣，水皰破裂的地方露出猩紅的大片傷口，似乎一種可怕的病毒把他們的皮膚撕開。這些水皰，有的鼓起來像乒乓球一樣大小，有的遍布在傷員的大半個后背上，里面有很多液體，看起來很重，垂吊在背上。

　　隧道里太黑，無法拍照。格瑞漢姆小姐就請人將其中兩位傷員用擔架抬到洞外，一位是機槍連副排長韋少闞（音譯），另一位是同一個排的機槍手，他們都是在宜昌郊外日軍發射第一批毒氣彈時受傷的。韋排長艱難地從擔架上坐起來，向格瑞漢姆小姐講述了他們受傷的經過：

　　（1941年）10月7日，我們在宜昌機場南邊的東山寺陣地，我們排有28個兄弟，我們都接到命令，死守東山寺。敵人的反攻很兇猛，但我們頂住了一整晚的攻擊，直到第二天都沒有退縮。我們越來越多的部隊增援上來。

　　到8日晚上，戰斗變得非常激烈，炮彈從四面八方向我們飛來。因為我們撕破了敵人圍繞宜昌的防線，所以他們的一些堅固的炮位在我們的后面。突然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似乎有什么不對勁……不是害怕。我突然意識到是什么了，落在我們附近的炮彈沒有爆炸聲，而是發出一種輕微而奇怪的聲音。空氣中有一種奇特的香味。借著火光我看到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種濃霧在彌漫。我的眼睛開始流淚，我的士兵們也開始流淚，我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鼻孔像火燒一樣，我開始猛烈地咳嗽。我們都感到窒息，但以為沒什么嚴重的問題，我們繼續戰斗。

　　但兩個小時后我的皮膚開始發癢，火燒火燎的，特別是穿了衣服的部位。15分鐘之內，我后背和脖子上出現了充滿積水的大水皰，而且繼續擴散。我感到極度的疼痛，即使是衣服壓在皮膚上也覺得無法忍受地疼痛。一些士兵撕爛了他們的衣服，但還是沒有解除痛苦。我開始嘔吐，倒在地上，變得癱瘓麻痹了。

　　其他人也開始在痛苦中倒下，他們有的眼睛失明了，（有的）嘔吐，（有的）感到窒息。一些人很快就窒息而死，而剩下的我們幾個很長時間里都還沒有失去知覺，只是不能說話。大概過了4個小時我們才被擔架抬下來，但只有8個人活著。

　　當格瑞漢姆小姐問中國軍人有沒有任何生化戰的裝備，如何應對日軍的毒化武器時，韋排長緊握拳頭，回答道：“他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死。”

　　“可怕的毒氣在二戰中首次露面”

　　格瑞漢姆小姐的這篇來自宜昌前線的報道和一組毒化武器受害人的照片，以“可怕的毒氣在二戰中首次露面”為題，作為通稿由通訊社傳回美國，美國各地的報紙紛紛以大篇幅報道，引起美國民眾的極大關注。

　　由于美國記者在宜昌戰場上親眼目睹并拍下照片，事實勝于雄辯，人們再也不懷疑日軍在中國宜昌大規模使用殺傷性毒化武器。

　　日本人在《支那事變中化學戰例證集》中把日軍1941年10月在宜昌使用毒氣彈列為第40戰例，在其“戰斗經過概要”中說，中國國民政府軍集中兵力向日軍兵力減少的地帶反攻，防守宜昌的第13師團（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于10月上旬被中國軍隊完全包圍，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該師團向中國軍隊發射了約1000發黃色彈，1500發紅色彈，包括芥子氣彈在內的大量毒氣彈，才算保住了宜昌。文中還說：“在綜合了密探的報告以及其他情報后，得知毒氣的效果頗佳”，是“較大規模地使用黃色彈和紅色彈，挫敗敵人優勢兵力圍攻的戰例。”

　　美國情報部門的另一個信息來源是一名叫杰克·貝爾登的美國戰地記者。貝爾登1933年來到中國，他精通中文，在上海的一家英文報社擔任記者。當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時，貝爾登擔任美國合眾通訊社的駐華代表，并為《生活》和《時代》雜志擔任記者。

　　雖然貝爾登當時不在宜昌戰場第一線，但他隨即就去觀察了傷亡情況，采訪了救治傷員的紅十字會的醫生，也采訪了親歷毒氣戰的中國官兵。貝爾登的報道是：中國軍隊包圍宜昌，并突破日軍的防線，日軍在走投無路時，從后面和側面向中國軍隊發射了1000多枚毒氣炮彈，并空投了300多枚毒氣炸彈，才讓中國軍隊無法成功奪取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