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

　　在全村262戶有效農戶家庭樣本中，共有128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占總體的48.85%；有106戶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占總體的40.46%；認為無所謂的農戶家庭有17戶，占總體的6.49%；認為不知道的農戶家庭有11戶，占總體的4.2%。

　　絕大多數農戶家庭對于讀書的功用性都有自己明確的判斷，盡管讀書無用論觀念在以雍村為代表的完整形態邊遠山區行政村中不占多數，但40.46%的比例也足見其在村落中的影響力甚大。

　　在子女已完成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完成教育階段較高的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性的認同度占比反而較高。其中，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階段學習和已完成高中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論的認同度占比分別高達61.54%和67.57%。這較之子女僅完成義務教育段學習農戶家庭的55.2%高出了差不多10個百分點。

　　總體來看，子女正在接受義務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占比最高，子女僅完成高中教育階段學習的農戶家庭認為讀書無用的組內占比最高。可見，村落中的學校確實在村落社區中發揮著重要的文化輻射功能和道統作用，假如因為撤點并校而導致農家子弟輟學率反彈，那么其直接后果則是村落中堅持讀書有用性的人群將減少，讀書無用論將伴隨著鄉校的布局重心上移而在村落社會中更為流行。

　　貧困農戶對讀書無用論的認同度最高

　　對讀書無用性的認同度中，村莊貧困階層認同度最高，為62.32%，其次為農村中產階層(37.24%)、再次為村莊富豪階層(22.22%)，最低的是村莊富裕階層(17.95%)。如果以收入來劃分，家庭年收入處于5萬～10萬元之間的村莊富裕階層對讀書的有用性抱有最大的認同，而家庭年收入處于1萬元以下的村莊貧困階層認為讀書無用的比例最高。

　　家庭收入結構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農戶階層，其認為讀書有用的組內占比越低，認為讀書無用的組內占比越高。少地貧弱階層農戶家庭對讀書無用的認同度最高(68.89%)，而完全脫離土地的農民階層反而對讀書無用的認同度最低(4.79%)。

　　數據表明，家有男孩的農戶對于讀書有用性認同的組內占比為60.7%，而家有女孩的農戶對于讀書認同的組內占比僅為43.0%，有2個及2個以上且同時有男孩和女孩的農戶家庭對于讀書有用性認同的組內占比為52.2%。

　　可見，與家有女孩的農戶相比，家有男孩的農戶明顯更認同讀書有用。同時，家有女孩的農戶對于讀書無用性認同的組內占比為51.2%，這比家有男孩的農戶高了十余個百分點，也比2個及2個以上且同時有男孩和女孩的農戶家庭高了7個百分點。

　　鄉校撤并使村落社會淪為文化荒漠

　　在解讀雍村農民和農戶對于讀書功用性不同分層認識的基礎上，我們發現讀書無用論在中國村落內部的流行并非是一個被媒介故意渲染起來的偽命題，而是實實在在沖擊現行村落社會的真命題。為什么在城市中國越來越步入知識社會和開放社會的當下，鄉土中國的讀書無用論思潮卻日益凸顯呢？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我們認為至少有三個因素不容忽視：

　　第一，中國“單位制”解體與“就業方式”改變，使缺乏社會關系網的農村讀書人陷入就業困境并影響村落社群對讀書效用的傳統觀。農村家庭子女因為缺乏必要的社會關系網，同時也缺乏社會就業體系中完全異于知識體系中的文化習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進入到次要勞動力市場謀職或者失業回鄉。由此，村落中口耳相傳的讀書人形象無疑被進一步固化為本村落中在次要勞動力市場謀職和失業回鄉的大學畢業生形象，這種現實可及的例子無疑與以前讀書能獲得鐵飯碗從而改變命運的例子截然相反，讀書無用論觀念逐漸萌生。

　　第二，中國不斷開放的城鄉人口流動政策抵消了村落人傳統中只有通過讀書才能實現身份轉換的功效性。村落中曾經只能寄希望于讀書才能實現的流動理想，現在則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選擇方案，更何況讀書在村落中曾經所能發揮的類壟斷性地位升遷渠道優勢也漸趨弱化，農民的實用理性則會在“成本—收益”投資決策中從行為上強化“讀書無用論”思維的形成。

　　第三，鄉校的大規模撤并使村落社會淪為文化荒漠，為讀書無用論思潮在底層的流行提供現實空間。以“兩基”為例，1986年，中國有82萬所小學，9萬所普通中學，到2014年，小學數降到20.14萬所，普通初中降到5.26萬所。在這些被撤并的中小學中，絕大多數為農村學校，而鑲嵌在廣大邊遠偏僻農村的教學點更甚。如此大面積的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對村落社會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曾經作為村落文化中心的學校逐漸遠離村落，村落從此逐漸淪為文化荒漠。

　　家庭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底層向上的階層流動

　　綜上所述，我們總結：第一，越是處于各種分類標準底層中的農戶家庭越認同讀書無用，可見底層難以實現階層上升流動的背后具有強大的家庭制約因素；第二，正接受各階段教育的農戶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的階段越高，農戶家庭對教育無用性的認同度占比越高，可見，在教育篩選軌道上距離越遠、停留越久越容易引起底層家庭的反對；第三，家庭收入結構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農戶階層，其認為讀書無用的組內占比越高，可見開放性的市場空間也是導致讀書無用論形成的關鍵因素；第四，并非村落中最富裕的家庭最認同讀書有用，相反是中間偏上收入的家庭最認同讀書的有用性。

　　第五點尤其值得關注：底層家庭內有關讀書效用性的話語表達與行為邏輯經常發生不一致，這種不一致性發生的內在原因與深層邏輯究竟是什么？

　　我們對雍村的研究發現：雍村中存有這樣一批農戶家庭，他們盡管在問卷調研中對教育有用性表達了認同，但在訪談中卻發現對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順其自然的不作為態度和行為，他們對子女的教育態度是“讀的出來就讀，讀不出來就早點打工或者嫁人”。

　　底層社會中的底層群體其話語表達與日常行為之間顯性的不一致時刻發生，更不要說那種隱性化的表達，他們自身都無法準確說出自身的話語和行為究竟哪個才是真實的內在訴求。

　　事實上，相對于高度重視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選擇機會的城市家庭而言，農村這種表面上順應子女教育自然發展的日常消極行為表達，客觀上導致了農村底層難以提升自己的階層。

　　越底層的農戶家庭，其對于讀書無用性的認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際之間因教育而發生的社會流動率可能性也就越低，階層固化的癥結更多來自于這個群體，這是值得格外重視和針對性干預的現象。

　　(文中市縣及市縣以下地名均屬化名)

　　(李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鄔志輝為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