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深圳一家賓館內，很久都沒能洗澡的思思終于洗了個熱水澡，放松地為自己吹干頭發。

　　“我恨爸爸”

　　幾乎每個與思思接觸過的人，都會提及思思的反復、多變，以及說謊。

　　李春生對此表示認同，“思思一反一覆，總是說謊話說得多。”他認為思思變成現在這樣，最大的原因就在她媽身上。“孩子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應該管，為什么不管？整天打牌。”

　　他也承認自己在孩子出事前陪她的時間很少，但從2012年到現在為思思付出很多。李春生感覺思思沒有悔改之心，“她每天就好像是在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思思對母親言聽計從，但和父親說不上兩句就開始吵。

　　“我媽說是我爸毀了我一輩子。”思思說，“我也這樣覺得。”

　　思思怪爸爸讓她把孩子生下來。她突然語出驚人，“我恨我爸，他毀了我一次，又毀了我第二次。”

　　2012年，11歲的思思被人性侵，由于無法確定施害人是誰，李春生堅持讓她把孩子生下來做證據。

　　思思第三次懷孕時，也曾想過要把孩子打掉，“可我爸不同意。”

　　李春生擔心思思以后可能生不出小孩。而且，這個孩子也是證據。

　　盡管李春生一再表示自己是為了女兒好，但李鼎律師告訴記者，李春生曾流露出只要夏某買房子，就可以讓他和思思在一起的想法。

　　今年2月11日，思思曾在朋友圈發出一條消息，“現在我爸爸要我嫁給一個老頭，還是一個老師。他叫××，但我一點都不喜歡他。”

　　提及父親，思思語調激動地說，“他想錢想瘋了。他說讓夏某給6萬，再買個房子，就可以娶我。”

　　李梓琨說，思思一家人有較強的依賴性。尤其是思思的父親，在和基金會、律師、學校、媒體、警方等各方面交流的時候，幾乎每次都會提到家庭經濟困難，需要經濟幫助的問題。

　　這一點，記者在與李春生的交流中也有所體會，他多次提及手頭沒有錢，沒有地方住等。8月2日，李春生在電話中還委托記者幫忙解決小果兒生活費的問題。

　　“思思一家人非常沒有安全感，而他們理解的幫助就只是物質、經濟的給予。”李梓琨說，他們也非常需要電話中的安慰、勸勉，需要人不斷告訴他們正確的是非判斷標準，改變那些錯誤的、混淆的觀念。

　　希望和等待

　　對于思思再次懷孕，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主任張雯很早就預料到。

　　“以眾多被性侵女孩的經歷來看，這個行為也是她不能自主也控制不了的。”張雯說，思思被性侵時剛剛11歲，這是她價值觀形成的一個階段，而遭遇性侵會造成孩子對自己有一個直接的否定。

　　“被性侵的孩子，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像思思這樣，被性侵時可能得到了一點承諾，一點夸獎，或者一點錢、一顆糖，她以為就是這樣的，慢慢成為一種習慣，總是去接近男性，希望得到一些關愛或是一些物質的東西。還有一種是從此自我封閉。”張雯說，不管哪種情況，社會不能因此認為是孩子活該，矛頭也不應該指著孩子。

　　“思思變成這樣，很大程度上是外界加給她的。”張雯說，盡管思思也有問題，但問題是出在造成她這樣的人或環境上，首先就是她父母的失責，也與那些跟她發生關系的成年人，以及當前的社會環境都有關系。同時，現有法律在對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尚有很多空白需要彌補。

　　作為一個兒童救護領域的專家，張雯認為，要想真正救思思，就得讓她覺得自己是個好孩子，有價值，“但她的父母可能不知道怎么表達自己的關愛，她家里還有經濟困難，所有的這些外因都非常不利，不利于她改變。”

　　在持續援助思思的兩年時間里，基金會一直努力向思思傳遞這樣的信息：“你是一個孩子，所有發生的事情都不怪你，你是有希望的，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我們愛你。”

　　張雯講起一個案例。基金會的志愿者曾去救助一個被親生父親性侵的小女孩，小女孩一直覺得自己很臟，不愿與任何人接觸，“志愿者第一句話就告訴她，孩子，你是寶貝，你是公主，我愛你。‘孩子的眼淚嘩的一下就下來了。”她說，“思思是一樣的。”

　　張雯說，這樣的孩子改變是非常難的，必須要有人不離不棄地守在她身邊。

　　要想真正改好，在張雯看來，即使是最樂觀的估計，也可能要十年八年。基金會也做好長期幫助思思的準備。

　　真正改好是什么樣子？“恢復到正常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后有家庭有未來，對自己有很好的一個認同，能接受愛也能給出愛。這樣就行了。”

　　張雯說，一旦能夠改變，她會有很正面的影響力，也會幫助大量的人，“在我們的志愿者中就有這樣的女性。”

　　她希望社會給這些孩子一些時間來改變。在需要的時候，給她們接納和關懷，“然后要做的，就是希望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