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學員通過課堂學會自省

　　作為傳統思想文化的修習者，趙璕更青睞古典的口傳心授。面對面的直接交流，的確可以傳遞更多信息。但利用網絡，不僅可以讓身處不同城市的學員繼續四書的研讀，而且，這也是未來在更長的時間和更大范圍內，建設一個全球性的儒學修習社區的最佳途徑。

　　除此之外，大家還發現了網絡課堂諸多好處：在咖啡館講課的時候，每次趙璕都要抱著一摞書來到咖啡館，而現在，他只需要在自己的書房里，隨手抽出需要的書籍即可；學員查找資料也更方便，例如在講授孔子行誼時，參考資料包含《史記·孔子世家》與錢穆先生的《孔子傳》等文獻，學員能很快在網上找到，并分享到群中，大大提高了效率。

　　趙璕認為，隨著清朝初年，晚明遺老的謝世，心性之學也開始衰落。這一局面直到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等“新儒家”的出現，才有所改觀，但他們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如何在“新儒學”開創的基礎上，重拾心性之學的詮釋方式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所以，在學堂授課時，趙璕十分注重從精神修為的層面，強調對個人生活經驗、情感狀態的體察、引導與轉化。在他看起來，這是四書背后真正的傳統，也是心性之學的傳統。

　　而這也給趙璕帶來了極大挑戰：既要照顧堅持儒家義理的嚴正性，又要照顧學員的個體差異。也正因為如此，每一堂課都花費了他極大的精力。他坦言，對這些學員，他不時以“人希士，士希賢，賢希圣，圣希天”的標準來激勵他們。“但最終的超越只能是他們通過內心的自覺來完成。”

　　在這份期待下，學堂成員有了各自不同的收獲。苗苗逐漸感悟到傳統文化的魅力，“它們其實一點都不過時，只是時間更為長久而已。”

　　“對宋明理學有著天然親切感”的姚思青，堅持聽課后，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脈”，多年來儲備的知識，如今可以有條理地去梳理。更重要的還在于有了自我省察的意識，面對情緒的波動，她從不良情緒里擺脫出來的時間越來越短。

　　王生帶著理工科畢業生特有的冷靜說，“通過學習，對于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獲得了一些新視角。”在他看來，四書課堂對人的改變是潛移默化的。

　　每當一周的課程結束，眾學員在Skype上散去，此時，夜色已濃。對姚思青來說，整理課堂錄音和稿件的任務才剛剛開始，接下來的工作強度數倍于聽課；陳鐳回味著學堂的內容，意興更濃；聽課仍有一定困難的苗苗，越來越享受思想的樂趣，只是如今的她多了一份擔憂：要是哪一天課程講完了，她不知道該如何度過周六的下午；對身在國外的王生等學員來說，學習四書或許能了卻幾許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