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鄉村底層不愿“就近入學” 教育致貧被認為有出息

　　教育致貧被認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

　　鄉村底層瞧不上“就近入學”

　　□鄉村底層家庭從內心也希望讓子女能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卻無力支撐這種愿望

　　□家長們相互攀比，導致孩子進縣城讀書的家庭重心就越來越下移到農村

　　□在無力選擇或選擇性致貧的消費性因素作用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斷裂使農村社會底層心態不斷蔓延

　　在村落消費主義不斷盛行的當下，教育也逐漸成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競賽，但此類競賽僅僅是農村社區里中上層群體的文化較量，與底層無關。

　　選擇性教育消費導致底層社會的中上層群體出現“教育致貧”現象，而近些年來，隨著城鄉教育統籌、城鄉教育一體化等教育理念的日益盛行，底層的教育選擇被進一步撕裂。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在展開全國大樣本調研的基礎上，深入中國西部農業縣——四川芥縣，經過半年的田野工作，微觀揭秘底層社會中日益嚴峻的身份性分層：教育的競爭性消費。

　　教育：在農村是一種競賽式的文化攀比

　　以四川芥縣云鄉雍村為例，該村地處芥縣最為偏遠的山區，該鄉是全縣唯一不通公交車的鄉鎮，而雍村系該鄉政府所在地，全村轄11個村民小組，總戶數273戶，總人口1001人，全村勞動力612人，常年外出務工人員為180人，貧困戶21戶(66人)、五保戶7戶(7人)、低保戶18戶(48人)，殘疾人32人，個體工商戶7戶，有農家樂10家，種植業大戶12戶，養殖業大戶6戶。該村平均海拔在600～900米之間，地形復雜，多為山坡，土地資源有8737.5畝，其中農業用地面積為1983.53畝。全村人均純收入僅為6856元。

　　在這樣一個處于社會底層的村落社區之中，教育也仍然被作為一種競賽式的文化攀比。

　　筆者統計發現，種植業大戶和養殖業大戶家庭中的孩子，75%在縣實驗小學或者實驗中學就讀。這兩所學校是全縣義務教育階段的優質學校，屬于公辦民助類，在全縣獨立招生，中學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學每年收取6000元。此外，10%在芥縣的上級市蜀市的學校入讀，10%在附近另外一個教學質量更好的鄉鎮單辦的小學和初中就讀，僅5%就讀于本鄉的九年一貫制學校。

　　而個體工商戶家庭的小孩就讀縣城兩所實驗學校的比例則降低為30%，另外50%入讀鄰鎮的單辦小學和初中，僅20%的比例入讀本鄉九年一貫制學校。貧困戶等村落底層的家庭子女全部就讀于本鄉的九年一貫制學校。

　　筆者對該鄉九年一貫制學校的調研發現，該校有8個教學班共174名學生，因各種困難獲縣教育局資助中心資助的學生達141人，占81%以上。分析他們獲得資助的原因，60%以上是因為離異，10%是因為孤兒，而家庭結構完整狀態下的純粹貧困卻并不多。

　　可見，村落社會中因家庭不同結構差異而導致的教育選擇能力，存在一個明顯的等級序列。盡管村落中消費意識形態在不斷興起，且逐漸演變為劇烈的教育攀比，但這總體局限于農村的中上層群體，特別是上層群體的界限之內。

　　而社會底層則與這種教育消費的自由選擇無關，他們只能就近入學，將子女送入教學質量和硬件條件都相對較差的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他們從內心也希望讓子女能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卻無力支撐這種愿望，每學期還要從縣教育局領取小學500元、初中625元的生活補助。

　　有出息的村里人要舍得送孩子去好學校讀書

　　盡管雍村以種植大戶和養殖大戶為代表的中上層群體具有一定的擇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費性支出仍然占據了其收入結構中的70%以上，這種選擇導致的教育致貧現象，在雍村的外出務工人口中顯得格外突出。筆者對雍村外出務工村民的訪談中，顧強和張澤軍兩位外出務工村民的情況具有較普遍的代表性。

　　44歲的顧強只有初中學歷，是雍村最早的一批外出務工者。1992年，他從雍村到縣城拜師學習汽車修理，到如今在縣工業大道租了兩間稍寬一點的門面房，從事汽車修理工作，顧強屬于雍村農業戶籍意義上的社會中上層，年總收入約4萬元。

　　顧強有兩個兒子，妻子無業。18歲的大兒子顧偉，在縣實驗中學讀完初中，3年學費9000元。2010年顧偉考入該縣兩所普通高中之一——蜀鎮中學，這是一所以藝術和體育為高考特色的農村高級完全中學，地處鄉鎮，90%以上是農村戶口學生。2013年，顧偉考上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對學校不滿意的他，選擇到位于縣城的重點高中——芥縣高中復讀，一年學費4000元，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學，學習機電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