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往經濟社會體制演進和某些歷史因素的影響，國有企業經營活動內容中相當程度上存在商業性與公益性經營活動內容同時存在的狀況，而且從產業、行業和具體的經營活動功能延展的關聯關系上相互牽扯，因而影響分類考核內容和績效的評價。如何客觀科學地對國企進行分類，是一個挑戰。

　　近兩年來，中央有關部委和地方各級政府都積極探索研究，推出相應的方案和試點。正是這樣，《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文件的發布，系統闡明亟須回答的相關問題。文件中的一個突出亮點就是，明確“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這是迄今針對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央有關文件的“新提法”。

　　首先，明確“分類”原則，是對前期改革所取得成果的肯定和認識的深化。回顧30多年的改革歷程，企業改革始終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企業改革經過了“放權讓利”、擴大企業自主權，利稅分流、明確企業獨立法人地位等階段。企業改革不斷深化，朝著處理好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融合的軌道前行，國有企業的整體運行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形成總體上與市場經濟相融合的動態局面。

　　正是在這樣的改革成果基礎上，我們對國有企業的理解得到深化。如果說既有的改革對于企業規模大小、企業行政隸屬關系、企業經營責任、企業治理機制等多個方面加以變革，取得相應成果，在此基礎上所提出的“分類”，真正從企業所處產業領域、企業一直承擔著的經營活動內容和歷史包袱、企業在社會分工中所必須實現的經濟和社會目標使命出發來給予定“位”和定“性”，從而施以深化改革對策，打開了一條新的通路。

　　其次，“分類”有助于處理好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相融性。公有制資本具有特殊的經濟屬性和社會功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的運行環境中，需要轉換機制，變革政資政企關系，使公有制資本能夠主動適應和積極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和運行法則。因此，通過“分類”，界定資本配置目標功能，劃分類別，對于細化改革內容、梳理發展目標和發展路徑、科學實施監管、明確和落實經營責任、形成動態優化的考核方式，提高改革的針對性、監管的有效性、考核評價的科學性，具有積極深化前行的推進意義。

　　再次，在“分類”的基礎上，國有企業改革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文件所明確的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聯系資本配置領域特點和企業運營目標特點加以分類定性，從國有資本配置存在和國有企業運營的既有擔當現實出發，不是紙上談兵式的理想主義、就事論事。

　　“商業類”更多更好地關注市場化要求，用市場的規則為尺度考慮資本的靈活配置、選擇合適的治理結構、突出經營績效目標和考核要求，實現保值增值，提高國有資本的市場競爭能力，形成國有經濟融入市場經濟的主流。“公益類”更多地考慮社會性公益性運營目標，在此前提下，重點加強企業運營的成本管理、產品或者是服務的質量、營運的效率和社會功能保障能力。由此形成國有資本配置監管和國有企業運行的新的格局。

　　在此基礎上的“因時”、“因地”、“因企”設計改革的具體方案和工作內容，可以更加科學地處理好改革的針對性，提高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勢必會對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創建一個全新的微觀基礎局面。

　　可以說，“分類”打開了改革深化新的通道，但是，如何創造在分類基礎上的政府定位和施政方式，處理好政資關系、政企關系；如何塑造適應市場經濟的出資主體、處理好出資用資關系；對“商業類”企業如何形成產品或服務的競爭定價和考核評價機制，對“公益類”企業如何生成客觀科學的經營目標和與之關聯的成本控制標準以及考核評價激勵約束機制；如何形成與“分類”推進改革相關聯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格局等等，都需要在實踐中加以系統思考，整體安排，協同推進。

　　（作者系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