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遠去的往事

　　20世紀60年代，是個崇尚英雄和理想的年代。魚姍玲在《難忘十七年》中寫道：1963年，在雷鋒精神的感召下，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號激勵下，作為首批上海支邊青年，我從黃浦江畔來到天山腳下。

　　沒擱鹽就是甜的

　　前進五場在葉爾羌河東岸、塔克拉瑪干沙漠西緣。七連四周是綿延不斷的沙包，上面長著稀疏的紅柳和駱駝刺。地窩子遠看跟沙包一樣，露出地面的那半截，里面是蘆葦草包著的，外面碼著土，再用紅柳、蘆葦和泥巴蓋頂。出口到地面，是一截挖出來的斜坡。下車后，小隊換成了班的番號，一個班住一間地窩子。床是木板搭成的通鋪，上面鋪著防潮的羊毛氈子。晚上沒有電，只能點油燈。

　　剛到的那天下午，連隊食堂為大家準備了綠豆湯，就放在路邊的大鐵鍋里。我拿著新發的搪瓷碗走了過去，炊事員問：“要甜的，還是咸的?”喝綠豆湯，當然是甜的了。但我接過來喝了一口，什么甜味也沒有。再問，回答是沒擱鹽就是甜的。大鍋邊上只有一個放鹽的小碗。

　　后來，我知道淡水就是甜水。連隊食堂后面的唐王渠，常年流水，清澈見底，但喝起來又咸又澀。有時沒有淡水了，食堂就用唐王渠里的水，燒湯可以不放鹽。喝過那水，再喝葉爾羌河引來的渠水，盡管泥沙俱在，還真有甜味。

　　糖在那時是罕見的，上海支邊青年從家里帶來的奶糖就算是珍品了。我頭一次探家回上海，連隊在給我寄路費的匯款單附言上寫著：奶油糖，不能忘。

　　跟出土文物一樣

　　經過短暫的學習休整，我們開始了墾荒勞動，用坎土曼（一種新疆農具，有鋤地、挖土等用途）去挖紅柳、平沙包。雖然干得腰酸背痛，手上打起了血泡，沒有人叫苦喊累，大家知道要過好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勞動休息時，各班圍坐在一起讀《毛主席語錄》，狠斗怕苦怕累的“一閃念”。收工回來，每人都要砍上一截紅柳根，送到食堂當柴燒。當伙房前的柴堆成小山后，就往各班的地窩子（一種沙漠化地區的半地下居室）前堆，準備冬天烤火取暖用。

　　剛來不久，夜里下起大雨，地窩子根本擋不住雨。我們從睡夢中驚醒后，紛紛把鋪在褥子底下的羊毛氈子翻出來，蓋在被子上，蒙住頭繼續睡。氈子上有股難聞的膻味，可是人太累了，就顧不上了。天亮后，雨停了，地窩子里是一地黃泥水。大家只有卷起褲腿光腳來回跑，把淋濕的衣物搬到外面晾曬。地窩子頂上的泥巴讓雨水沖走了，不少人就拿起坎土曼挖土往上甩。值勤的副連長徐福生看到后，急得用甘肅話大聲喊：“不要再甩了，再甩房頂就要塌了!”

　　戈壁灘上風沙多，有時正在外面勞動，天就變了。當鋪天蓋地的沙塵狂吼著向我們襲來時，大家只有原地坐著，兩手抱著頭，把臉埋在膝蓋中間。風沙過去了，你看著我，我望著你，都忍不住哈哈笑起來了，一個個都是灰頭土臉，跟出土文物一樣。

　　用身體堵在決口上

　　頭一年冬天，氣溫很低。我們從上海出來還沒有經過這樣的寒冷。出去勞動，棉衣棉褲都要穿上，不少人腳上還穿著氈筒。一天下午，雪花飄飄。在一塊剛被推土機推出的荒地上，全連進行平地大會戰。手里的工具除了坎土曼，就是扁擔、筐子、獨輪車。連隊文教拿著鐵皮話筒高聲朗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在幾百號人熱火朝天大干時，場部宣傳股的人來了，拿著照相機拍攝勞動場面。他們來到我們班時，大家勁頭更足了，吉忠樓扁擔兩頭挑起了四筐土，還一路小跑。來回幾趟，吉忠樓頭上熱氣直冒，棉帽子都取下來了。照相的同志來了靈感，問他能不能把棉衣脫了。吉忠樓就赤著膊，頂著雪花，又挑起了四筐土。隨著照相機的喀嚓一聲，那一刻的定格成為我記憶中的永恒畫面。那時他不滿18歲，拿的是28.75元的工資。

　　開荒是苦活，給荒地放水壓堿更是辛苦。一年開春，渠道垮口了。班里一位同志發現后，立即跳入冰冷的水中，用身體堵在決口上。等大家堵好口子，把他拉上來時，他渾身哆嗦得連話都說不清了。回到地窩子，他脫掉滿身泥漿的濕衣服，隨便擦了擦，就鉆進了被窩。過一會兒，他喊要小便。有人把臉盆給端過去，他卻怎么也尿不出來了。正當眾人束手無策時，蔣偉華提著鋁壺來了，說：“你聽著。”隨著壺嘴流出來的水聲，尿也慢慢出來了。

　　開荒勞動強度大，每個人的胃口都很好，不管粗糧細糧，只要能吃飽就行。饃票不夠吃，還讓上海家中寄全國糧票過來。伙房里常是水煮菜，讓人感到缺油水。盡管休息是10天或者14天一次的大禮拜，仍有人結伴外出十多公里，到維吾爾族老鄉家里去買雞買狗買毛驢，回來宰了改善生活。

　　（作者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退休干部）

　　（本版文章均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推薦，文章刊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