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竟威脅減停教科文組織經費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對于抱著“入常”夙愿力促聯合國改革的日本而言，是否能在安理會這一最高決策機構展示存在感將受到考驗。

　　胡令遠對澎湃新聞表示，日本戰后對聯合國非常重視，每一階段的訴求有所不同。戰后，日本希望從戰敗國陰影中走出來，盡快融入國際社會。

　　公開資料顯示，1957年9月，日本外務省首次發表《外交藍皮書》，其中提出了“亞洲一員”的外交政策，并將其作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另兩個支柱便是“日美同盟”和“以聯合國為中心”。

　　“在70-8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希望成為政治大國，認為聯合國是最好的平臺，因此日本加大對聯合國會費的支持，一度曾高達20%。也涌現出了像緒方貞子、明石康等這樣的日本籍官員在聯合國內擔任要職。”胡令遠說。

　　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便成為了日本的“奮斗目標”。“一方面，日本擔任非常任理事國是在為以后鋪路；另一方面也是在國際上提高影響力。”胡令遠指出，日本繼續擔任非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的參與度就比較高。

　　然而就在近日，針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中國《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一事，日本竟威脅減停教科文組織經費。日本執政黨自民黨隨后向政府提交決議：停止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經費。

　　而今年，日本針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出席中國舉辦的“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一事多次無理糾纏表達不滿。潘基文則駁斥稱，吸取歷史教訓創造光明未來，是他作為聯合國秘書長的應有之義。

　　“這實際上暴露了日本的歷史態度與其可能將擔當的角色（非常任理事國）是有差異的。威脅減停教科文組織經費，這種很功利的做法動機就不純，讓人懷疑日本擔任非常任理事國的目的是什么。”胡令遠說。

　　他補充道，聯合國是基于對戰爭殘酷性的認識而創立的。日本的這些行為和聯合國的宗旨背道而馳。日本首先要有正確的態度，客觀公正地反省那段歷史，這樣才能發揮作為非常任理事國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