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托”的“托兒”

　　行內人士揭秘，“醫托”與不良醫療機構三七分成，患者消費1萬元，“醫托”拿走7000元。在北京，這是行價。

　　不過，這個價格仍有上升空間。“醫托”生意最好的時候，是暑假期間，這時，有的不良醫療機構甚至給“醫托”75%的分成。

　　在江蘇，“醫托”還算“手下留情”。

　　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人民法院上周審理的陳某“醫托”團伙，他們拿的分成是患者在醫院消費總金額的60%。7個月時間，陳某等人已獲利35萬余元。

　　如此暴利，自然是“醫托”一撥接一撥的原因。但是，那些有合法資質的醫療機構，為何甘愿為“醫托”做嫁衣裳？

　　狼狽為奸，必有利可圖。

　　陳某的“醫托”團伙和無錫一家民營醫院合作后，一天能拉到五六名患者，最多甚至拉回20多名患者，醫院婦產科、五官科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醫生們也賺得盆滿缽滿。最早加盟該民營醫院的醫生程某，院方開出了4萬元月工資和10%營業額提成的條件，另一名稍晚加入的醫生張某，每月也有1.8萬元的基本工資和8%的提成。

　　在北京市南三環開小醫院10多年的劉金生(化名)，就是靠“醫托”活下來的。

　　劉金生說，很多“醫托”常年固守一個地方，周圍的關系必須打點好，如果有“入侵者”貿然進入“勢力范圍”，根本不用“醫托”動手，會有人出面驅逐。

　　劉金生開的是小醫院，來此就診的患者不多，因為來北京的大都是疑難雜癥患者，他們不會去小醫院。“小醫院如果不使手段，壓根兒就不可能有很多病人來就診。有了‘醫托’,一個三四百平方米的小醫院，每天流水能達到三十多萬元，除去給‘醫托’的分成，一年下來也能落下幾百萬元。”劉金生說。

　　對于每一位到北京看病的患者和家屬來說，他們最終都落入“醫托”的圈套，除了騙子們忽悠能力太強，騙術太高之外，個別不良醫療機構“功不可沒”。

　　對“醫托”攬來的病人，不良醫療結構的醫生毫無醫德可言，把小病“看成”大病，甚至通過虛假檢查、虛假手術騙取高額醫療費。手術需要麻醉，竟然用的是安眠藥。

　　據無錫市某民營醫院的程某交代，其工作一年多，就賺了約100萬元。

　　在這個“黑色利益鏈條”上，不良醫療機構成了“醫托”背后更大的“托兒”。

　　不斷“發展”的產業

　　不過，依賴于他人，似乎已不能滿足“醫托”們的胃口，有的“醫托”干脆當起了正規醫院“一把手”。

　　北京警方曾查獲的一起“醫托”詐騙案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

　　涉案的圣豐醫院和金太和醫院其實是個“空架子”，主要部門負責人是一家人。這兩家醫院雖然也有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但醫生和護士大都不具備行醫資格，多是雇來的實習生。而這兩家醫院的中醫科都是由“醫托”頭目承包。按照雙方的承包協議，“醫托”頭目每月向醫院交付6000元的房屋租金，除此之外還要將醫生所開藥費的10%作為提成交給醫院。

　　這樣的情況，經過“進化”，現在的狀況是這樣的：

　　一周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溫榆河法庭審理了一起“醫托”詐騙案。在這起案件中，7名被告人以每月1.5萬元的價格承包某門診部4個科室。“醫托”“租用”醫生，潛伏在北京同仁醫院、北京兒童醫院等知名醫院門口，冒充醫生助理和導醫，將外地來京看病的患者騙去就診，開具不明配方高價藥品。

　　這樣的角色倒置，讓“醫托”更加肆無忌憚。

　　為了提高詐騙成功率，“醫托”不僅租醫院、租醫生，還弄出了一套“操作規范”。

　　比如，在江蘇省無錫市法院審理的“醫托”詐騙案中，陳某“醫托”團伙形成了“無錫本地人不找，大學生不找，殘疾人不找”的“三不找”潛規則，只針對病情較輕、文化程度不高的外地普通病人“下手”。

　　北京的“醫托”團伙也有潛規則，他們只對四類人“下手”——外地來京患者，尤其是農村自費患者和城鎮低收入家庭自費患者；患有慢性疾病和疑難雜癥但久治無效的老人和中年婦女；患有性病、皮膚病等，有難言之隱的中年人；在普通醫院醫治效果不明顯的患有癌癥等重大疾病的人。

　　據從湖南衡陽來京的“醫托”小王透露，“醫托”選擇詐騙對象有“一聽兩看三說”的要訣：“聽口音；看衣著，看手上拿的東西；說說自己或身邊人的病情和他們治愈的經歷，說說北京看病難、看病貴的現狀，說說北京各大醫院大夫的特色和所要推薦的醫生的本事。”

　　以上種種，似乎成為“醫托”久打不絕的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