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互聯網+”的春風，五花八門的移動醫療應用日益走紅，各大醫院的專家醫生似乎觸手可及。然而，一切真如想象中那樣理想么？

　　“輕問診”效果有限，還得來門診

　　晚上八九點鐘，在中日友好醫院忙碌了一天的肛腸科主任醫師王晏美總要打開醫療在線網站，翻看各地患者最新發來的咨詢帖。自從2008年3月在這里開通個人頁面，他所幫助過的患者已經超過7900人。

　　7年多來，王晏美也在經歷著網上咨詢的點滴變化。“過去只能是文字描述，現在開通了電話，遇到病情復雜的，在電話里可以說得更清楚。”盡管咨詢者需要為15分鐘的通話支付200元的費用，但還是有不少人選擇這種方式。但王晏美明白，這些咨詢終究無法完全替代傳統診療。“我們在這些平臺上只能提供‘輕問診’,跟在醫院里的門診不能等同。”

　　此前，國家衛計委曾明確表態，互聯網上涉及醫學診斷治療是不允許開展的，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詢。按照這樣的規定，在線醫療平臺所能發揮的作用相當有限，為癥狀輕微的患者推薦常用藥，或者開個中藥方，均屬違規。所以，如今在王晏美的回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答案是“來門診看看”，而處理隨之而來的加號申請，則成了他的一項日常工作。

　　阜外醫院心臟外科副主任醫師孫宏濤也曾嘗試在一些平臺上回答患者的咨詢，但他很快意識到，這樣的“輕問診”對于通常情況復雜的心臟疾病患者來說著實有些雞肋。“互聯網固然能夠給患者提供方便，但前提應當是安全。醫學向來講究嚴謹，醫療也是很‘重’的事，而‘輕問診’的‘輕’就注定了它很難解決實質問題。”

　　北京某三甲醫院的泌尿外科醫生趙強(化名)對于移動醫療也持懷疑態度。“當面看病都未必能準確診斷，網上咨詢就更是增加了誤判的風險。在不查體、不掌握全面信息的情況下，一旦給患者做出錯誤指導，延誤病情，甚至造成加重，后果不堪設想。”

　　“滴滴醫生”：問診時間浪費在路上

　　在“互聯網+”的大潮下，醫療領域的新花樣層出不窮，“滴滴醫生”活動就是其中之一。活動期間，用戶可通過手機應用向服務范圍內的醫生發出呼叫請求，醫生電話溝通了解用戶基本信息，確認需要上門服務后，會在第一時間搭乘專車上門服務。在為期兩天的活動時間里，共有超過2000人次提交預約訂單，而實際提供的上門服務只有40余次。

　　盡管活動很快結束，但這一嘗試對于飽受預約掛號難、候診時間長等“看病難”困擾的患者，以及行動不便者來說，似乎是一種值得期待的選擇。

　　而在孫宏濤等醫生看來，聲勢浩大的醫生上門活動更像是種營銷手段。“未來借助互聯網，對患者的需求和醫生的供給進行匹配肯定是合理的，但貿然讓醫生上門顯然還存在很多法律風險。根據我國目前的規定，醫師經注冊后，應當是在醫療、預防、保健機構中按照注冊的執業地點、執業類別、執業范圍執業，從事相應的醫療、預防、保健業務。而患者家中顯然并不符合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便醫生上門，也只能做咨詢，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治療。另外，這種呼叫不像120或999一樣具有強制性，一旦醫生選擇不上門，而患者出現危險，責任又該如何界定？況且，在當前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下，上門醫生將大量的寶貴時間花在路上，卻又不能像正常門診一樣有效解決問題，顯然是一種極大的浪費，反過來加劇‘看病難’。”

　　“醫生集團”：種種限制難突破

　　“現在公立醫院其實存在著嚴重的人才浪費，由于病床、手術室等硬件條件有限，往往很難充分發揮出他們的能力，發展也受到限制，而大量患者又因為扎堆少數幾家大醫院，造成人滿為患，很難及時得到治療。”面對這些問題，孫宏濤也做出了自己的嘗試。

　　今年3月，孫宏濤和朋友聯合發起成立了“體制內醫生集團”——大家醫聯，希望通過互聯網搭建平臺，聚集更多的公立醫院優質醫生，與基層醫療機構進行合作，讓患者根據需要預約專家。目前，大家醫聯已經有超過200名醫生加入，在北京也有兩家診所落地，總共開出17個專業。從外界看來，這個新興平臺已經初具規模，但孫宏濤坦言，這段時間放慢了速度，因為過程比想象中更艱難。“上海多點執業沒有放開，就只能以會診形式開展，就算像北京這樣政策上已經放開多點執業的，實際辦理過程中也遇到不少麻煩。雖說不需要再經醫院同意，但醫生要想辦多點執業手續，必須提供所在醫院醫務處蓋章的年度考核，但很多公立醫院的醫生根本沒有這些東西，蓋不了章就要醫院出證明，醫院就仍有設卡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