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后則是結構、動力、體制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臺上的供求平衡轉向中高速平臺上的供求平衡。

劉世錦

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產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并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于減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后于“需求底”遲遲不能出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

擺脫這種困局，首當其沖是高度重視并大力度減產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洼地”問題。這樣就涉及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出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致誤解，而且低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

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顯而易見了。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排除宏觀政策的必要調整，比如采取供給學派所強調的減稅等措施，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幾項：

第一，對減產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出過剩產能，但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制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出臺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并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里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愿，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農民所擁有的資產只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致生產。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服務于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推動制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致生產，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借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面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此舉相當于向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做產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著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系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合起來，推動形成若干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