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中山市古鎮岡南村原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蔡某涉嫌挪用集體資金４０００萬元；江門市蓬江區棠下鎮竹溪村村干部侵吞公款１５０萬元；河源市和平縣青州鎮片田村委會原主任張某貪污、騙取扶貧款；英德市東華鎮東升村委會原干部謝某等人索賄和私分村集體資金……

　　據中紀委官方網站顯示，從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底，僅廣東省排查出的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問題線索就有２３０３３條，經初核屬實轉立案８３４７件，結案５１６９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達５１１５人。

　　而村干部的腐敗問題，還只是全國基層治理所面臨難題的冰山一角。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浙江省寧波市寧海縣召開的第十三屆中國政府創新論壇暨中國基層治理研討會上，來自民政部、中央黨校、中央編譯局、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同濟大學等機構和高校的２０多名基層治理研究學者，再次把目光聚焦在基層治理問題上。

　　基層治理難題凸顯

　　據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修訂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委法），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有專家調研顯示，在一些大城市郊區的農村，村民幾乎都可以脫口而出地說出“四個民主”是什么。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社會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李人慶看來，“四個民主”的實行并不意味著基層治理問題不存在。“我們雖然實行了村級民主，實行基層民主選舉。但并沒有改變基層的運作模式，沒有改變基層過大的權力集中、責任過大、能力有限和信息不對稱等一系列制度結構問題，這些問題都凸顯在我們運行的過程中”。

　　從事了大量田野調查的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告訴記者，地域不同，基層治理呈現不同的問題。在經濟較發達、人口流入或平衡的東部地區，由于經濟利益較多，存在較多利益博弈，一個村子的招商項目可能就有幾百上千萬元，巨大的利潤往往驅使著當地的村干部競選頗為激烈，大多是當地的一些“經濟能人”通過“走家串戶”“拉關系”參選村干部，他們或者是想給當地謀福利，或者就是想通過政治聲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資源和利益。

　　“通過賄選當上干部的，花了幾十萬元，上位后至少要把花過的錢撈回來；而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沒有賄選上來的人也有可能貪污，因為只有選票才能決定村委會的罷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仝志輝說。

　　根據村委法，選舉村民委員會，只要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超過半數投票，選舉就有效，而當候選人獲得參加投票的村民過半數的選票時，就可以當選。但當罷免村委會成員時，則必須要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聯名，才可提出罷免要求，并說明要求罷免的理由。同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須有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過半數投票，并須經投票的村民過半數通過。

　　“往往投票罷免還需要經過村委會發起，如果村民想罷免的人是村委會成員，村委會當然會找各種借口不發起投票，成了這種選舉容易罷免難的局面。”仝志輝說。

　　“雖然有些地方越來越強地自上而下對基層收權限權，但也出現了一部分農村、鄉的基層黨組織的權力反而越來越集中，同樣出現監督制衡不足的問題。”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副秘書長、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原副巡視員王時浩說。在不少專家看來，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缺乏公開透明的權力運行是賄選、小官巨貪等問題出現的關鍵原因。

　　而在經濟相對落后、人口不斷流出的中西部地區農村，基層治理面臨的難題又不一樣。“由于這些地方的經濟利益稀薄，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內在治理的動力，加上村干部收入低，很多人都不想當這個村干部。”賀雪峰認為，這部分農村比例占據了全國農村的７０％到８０％，這些地方村民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外出打工，而在農村里的干部少了打工的經濟來源，自身經濟收入甚至低于本地的普通村民，導致工作積極性低。

　　制度再漂亮，推行困難就成了“墻上走不下來的制度”。

　　“不少地方針對這些中西部的農村地區也實行收權限權的政策，治理結果只會更糟糕。”賀雪峰說。

　　他認為，基層治理的主要作用在于幫助村民消除糾紛和矛盾，解決問題。如果為了防止腐敗對這些中西部農村過于收權限權，本身就缺乏能力和資源的村干部就更加無法幫助村民解決問題，導致權威和信任喪失，積攢出更大的基層治理矛盾。“既要村委會解決問題，又不給他們權力，這肯定不行”。

　　基層治理面臨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在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肖唐鏢看來，基層治理還不僅限于政治環境的治理，更是綜合治理的過程。

　　“很多農村都是強發展、強建設，但是弱治理。雖然在發展方面看起來很繁榮，但我們在治理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危機，比如雖然城鄉基礎設施有了較大改善，但很多農村因生產建設也帶來了水、土等方面的環境惡化，在這方面的治理很糟糕。”肖唐鏢說。

　　此外，他還提出，農村基礎教育、成長環境等狀況也不容樂觀。隨著老齡化和農村人口的流動，農村出現大幅度的衰落，空心村頻現。伴隨著的是基層組織治理能力的弱化傾向，干部腐敗行為頻繁，很多地方的干群沖突甚至從農村提升到了縣市一級。“老百姓對于村舍管理等方面的評價和滿意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