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擔能否降？育兒怎么辦？兒科夠不夠？——地方兩會熱議“全面二孩”配套政策

　　２０１６年我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地方政策如何配套成為關注焦點。在近期陸續舉行的地方兩會上，代表委員紛紛建議，要通過降低生育負擔、完善公共服務等手段，讓父母們“敢生能養”。

　　負擔能否降？政府社會合理分攤成本

　　“養大一個孩子在上海大概需要２００萬元，３７％的家庭因經濟原因不打算要第二個孩子。”近期舉行的上海兩會上，臺盟上海市委的一份提案指出。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楊雄表示，當“全面二孩”政策出臺后，更多的反應是“不敢生，生不起”。

　　怎樣降低目前相對較高的生育成本？北京、上海等地的兩會上，均有代表委員提到針對二孩的補貼、獎勵機制，包括增加生育津貼、延長產假等。“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讓家庭養育成本部分外部化、社會化。”臺盟上海市委稱。

　　部分地區已著手調整產假制度。如廣西表示，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女方增加產假５０日，男方同時享受２５日護理假。上海市婦聯建議，無論是一孩還是二孩，上海都應將產假延長３０天，并將晚育陪護假改為配偶陪護假，時間延長至１５天。

　　家庭的生育負擔如果降下來，成本如何分攤？臺盟上海市委認為，因為生育數量和生育假期增加的資金，統一由生育保險金支付，不足部分由政府財政補貼。同時，激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按規定繳納生育保險金。

　　長遠來看，我國在個稅改革中，需要引入綜合征收制度。考慮納稅人的贍養人口情況，允許在個稅中扣除一定數額的生計費用，降低因生二孩增加的家庭負擔。

　　育兒怎么辦？建議幼兒園同步配套托兒所

　　“生起來容易，關鍵是怎么育？”上海市人大代表楊燕快人快語。一項調研顯示，當前６７．５％的０－３歲兒童家長都有入托的需求。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和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未來家庭對公共托育的需求只增不減。

　　“公共育兒資源不足，也是影響人們生育的重要原因。”楊燕說。

　　一些地方政府已開展前瞻性布局。如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付志峰表示，北京今后將通過新建幼兒園、調整公辦幼兒園學費等，全力應對“全面二孩”后的學前教育缺口問題。成都市提出，計劃在２０１６年新建３００所公辦幼兒園，增加約８．６萬個學位，為３年之后可能到來的入園高峰做好準備。

　　楊燕建議，政府在新建配套幼兒園的時候，同步配套托兒所。協調社區內的幼兒園、公辦早教中心，舉辦全日制、半日制、計時制的托幼服務。還要積極整合社會資源，鼓勵、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公共托幼服務，滿足家庭不同層次的需要。

　　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社會上的早教機構魚龍混雜，有的甚至以教育咨詢的名義隨意擴展業務，卷錢跑路的現象并不鮮見。多名代表委員呼吁政府要盡快出臺管理規范，加強監管和行業自律。

　　此外，楊雄提出，在多數家庭無法做到夫妻雙方有一方全職養育孩子的情況下，政府需要在公共空間設計中體現對這些父母的照顧和支持。例如，在出行、休閑環境中設計一些可供母親哺乳、清潔的場地或設施。鼓勵在單位內部開辟臨時性或階段性的兒童活動區域，并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

　　兒科夠不夠？三級醫院應該恢復兒科

　　“兒科醫院人滿為患，孩子太可憐了，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在近期上海市人大浦東代表團的審議中，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代表的發言引來熱議。

　　上海市東方醫院院長劉中民解釋說：“以前計劃生育，一家生一個，所以醫學院把兒科系都取消了，兒科醫生來源就少了。此外，兒科醫生收入低，工作很辛苦，導致很多兒科醫生都轉行了。”

　　根據《２０１５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目前我國平均每１千名兒童只有０．４３位兒科醫生，與全國平均每千人配備２．０６名醫師的水平相比有較大差距。

　　曾經擔任上海兒童醫學中心院長的上海市人大代表、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表示，公立醫院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當市場失靈的時候來補位，“在兒科醫生這個問題上，市場失靈了，公立醫院有責任來補位。”

　　為什么市場會失靈？一個重要因素是很多醫院目前主要收入靠賣藥，“小孩因為體重比較輕，每次是１／４片，藥賣得少，科室收入就低，這樣一來，醫院就讓兒科醫生少拿錢，大家也就不愿意做兒科醫生了。”

　　“不能因兒科不賺錢就關兒科，也不能降低兒科醫生收入。”沈曉明認為，三級醫院應強制布局兒科。“以前評三級醫院有一個規定，必須１０％的床位是兒科才有資格評。現在很多醫院拿到三級牌照后，就把兒科關了。”他建議，兒科也要納入全科醫生培養內容，許多兒科的常見病是全科醫生看的，這樣兒科醫生就不會短缺了。

　　無獨有偶。在近期舉行的廣西兩會上，廣西政協委員錢學明認為，應實施臨床醫學（兒科方向）本科免費培養計劃，破解“兒科醫生荒”。兒科專業學生享受免費培養的同時，可與縣級衛生部門簽署定向就業協議，承諾畢業后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新華社記者何欣榮、朱翃、吳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