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月24日開始，為期40天的2016年春運已經拉開帷幕，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準備回家過年，此時，北京城里走親訪友的人群也逐漸增多。這段時期，是人員流動以及客車和貨車流量集中的時期。相應的，道路交通壓力也大大提升。因此，我們希望不管是行人，還是汽車，都能嚴格遵守交通規則，確保安全。

交通規則是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能給大家帶來便利。其實，在古代，盡管沒有汽車、飛機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但從唐朝開始，隨著城市的發展，繁華的街道上，行人與馬車并存的情況逐漸增多，因此，出于安全的考慮，唐代皇帝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一些交通規則，比如唐朝的“儀制令”就是較早的關于交通方面的禮儀規范。它的主要內容用十二字就能概括：“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在宋朝，“儀制令”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立于大街要道，以提醒行人和車輛遵守規則。

除此之外，在唐律及宋刑中，也有不少關于交通的規定，比如不準在鬧市或人眾處跑馬，不準在道路上設置障礙等。如果違反了規定，同樣會受到相應的處罰。

　　宋代將儀制令刻于石碑上

　　唐宋時期，對水上行船也有規定

隨著春運的到來，城市的道路交通壓力日益明顯。此時，對于行人和車輛來說，遵守交通規則、文明通行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作為文明古國之一，我國目前的交通規則與古代社會制定的交通禮儀是一脈相承的。陜西省略陽縣靈巖寺博物館收藏有南宋“儀制令”石碑。這塊宋代“儀制令”石刻高約60厘米、寬約40厘米，刻有“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12個大字。這正是用于規范當時行人與馬車通行的禮儀規定，它也體現了尊敬老人、為他人著想的理念。

“儀制令”興起于唐代，不過當時只是出現于文書中。到了宋代，朝廷下令京都開封及各州城內主要交通路口懸掛木牌或放置石碑，上書“儀制令”作為交通規則。因此，靈巖寺博物館的“儀制令”石刻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它記錄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風貌。

同當前社會一樣，“儀制令”不僅是當時的交通規則，也是解決交通沖突的依據。

1 靠右行：唐朝初創的行進原則

如今開車上路，英國等部分國家靠左行駛，而包括中國在內的部分國家則是靠右行駛。靠左還是靠右，與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有著莫大的關系。我國靠右行的規則最初由軍隊設立，古代戰士都是用右肩扛著兵器，當兩支隊伍在行進中相遇時，為避免兵器相撞，都自動靠右行走，把左面讓給迎面而來的軍隊。到了唐代，“右側通行”有了明文規定。

為何在唐代會出現呢？這要從唐代的道路建設說起。唐代重視道路建設，唐太宗即位不久就頒下詔書，在全國范圍內保持道路的暢通無阻，對道路的保養也有明文規定，不準任意破壞，不準侵占道路用地，不準亂伐行道樹，并隨時注意保養。唐朝重視驛站管理，傳遞信息迅速。緊急時，驛馬每晝夜可行500里以上。“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就是唐朝利用驛馬運送荔枝的描述。

唐朝的長安、成都、揚州、洛陽等城市人口眾多，非常繁華，長安人口更是超過百萬，城市道路建設也很具代表性。長安的道路網是棋盤式，南北向14條街，東西向11條街，位于中軸線的朱雀大街寬達150米,街中80米寬，路面用磚鋪成，道路兩側有排水溝和行道樹，布置井然，氣度宏偉。長安城內的道路是將泥土和沙子相混夯實，為了防塵，再鋪上細沙，鋪撒沙堤的沙子來自長安城東的浐河。唐詩云：“長安大道沙為堤，早風無塵雨無泥”。而野外的道路則分為兩種，一種叫“驛道”，也就是官方修建的，運糧、行軍、送遞文書的道路，有點像現在的國道。另外一種道路就是地方修的道路，或者自然踩出來的路，好一點的地方路鋪了石板，差一點的就是土路。

因為交通發達，人口眾多，城市里就會出現一些交通狀況，唐太宗時的中書令馬周就提出了右側通行的規定。據《新唐書》卷98《馬周傳》載：“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眾，后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 “入由左，出由右”，其實就是“右側通行”的規則。馬周之所以制定“右側通行”規則，緣于守城士兵要在城門或街道關口上檢查行人及過往車輛，而過往行人和車輛無左右之分，顯得雜亂無章，檢查起來很不便利。

除了陸路交通，唐代對水上行船也有規定。為防止船只碰撞，唐律中規定：“或沿泝相逢，或在洲嶼險處，不相回避，覆溺者多，須準行船之法，各相回避，若湍磧之處，即泝上者避沿流之類，違者，各笞五十”。這里的行船之法，類似于現代社會的水上交通規則，“泝上者避沿流”，也就是上行回避下行的行船原則。如果違反，就要用竹板或荊條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后來唐太宗聽說脊背是人的經脈聚集處，因此改為打屁股。

2  儀制令：興起于唐 宋代刻在石碑上

我國的交通法規興于唐，盛于宋，儀制是朝廷官府頒布的法規禮節，即社會奉行的禮儀制度。貞觀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頒發了《唐律·儀制令》，其中有一條內容是：“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

不過在唐代，儀制令只是在文書中存在，沒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儀制令被刻在木板上，豎立于大街要道，以規范道路上的行人與車輦。陜西省略陽縣靈巖寺博物館收藏的儀制令路碑，擬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原立于州縣的街頭。福建省松溪縣的儀制令路碑，則立于南宋開禧元年（1205年），豎碑地點已不在縣城，而是移至縣城外的鄉村。

后來，“儀制令”在宋代專指勒字刻碑立于道路旁的交通法規。宋朝是榜刻 《儀制令》的推廣時期，也是其盛行時期，由于當時交通工具混雜，有車、船、轎子、牲口幾大類。

其中，南方坐船、坐轎者多，北方坐馬車、騎牲口以及推車的多。車又有太平車、囚車、陷車等之分；船的種類稍微比較復雜，有官船、哨船、漁船、渡船、快船、戰船等，湖南所稱的“劃子”，就是漁船，它也可以載人擺渡；轎子則有山轎、兜轎、涼轎、暖轎等之分；用于交通的牲口有馬匹、驢、騾等種類，農村里娶媳婦就有騎馬的、走親戚騎驢的，比較雜亂。

《楊文公談苑》載：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大理正丞孔承恭上書皇帝，請在兩京諸州要道處刻榜公布 《儀制令》。太平興國八年 （983年），宋太宗下令京都開封及全國各州，必須在城內各交通要道口懸掛木牌，寫上 《儀制令》，以此作為交通規則，要求百姓執行。南宋后 《儀制令》由各州擴大到各縣，又由懸掛木牌逐漸發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古裝劇里經常有“鳴鑼開道”的場景。有人趣解“鳴鑼開道”，比如縣令上街，差役鳴鑼七下，意思是“軍民人等齊閃開”；州府官員上街，鳴鑼九下，意思是“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省一級官員則鳴鑼十一下，意思是“文武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如果是中央一級的官員，就要鳴鑼十三下，意思是“大小文武官吏軍民人等齊閃開”。

“儀制令”中的“賤避貴”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給達官貴人讓路。宋朝趙匡胤曾詔令詳定內外群臣相見之儀，如“大小官員相遇于途，官級懸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領馬側立，稍尊者分路行”。明朝也曾詳細規定，街市軍民、做買賣及乘坐驢馬行路者，遇見公侯、一品至四品官員過往，要立即下馬讓道；官員相遇于途，官階較低的官員要采用側立、回避等方式讓道。清朝規定，軍民等在街市上遇見官員經過，必須立即躲避，不許沖突。

除了“賤避貴”之外，其他三條規定均有積極意義。“少避長”指年紀小的人為年紀大的人讓路；“輕避重”指負擔輕的人為負擔重的人讓路，“去避來”的來者為客人，去者指離開家庭或鄉里未遠行者，相對來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應為客人讓路。這些規定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禮讓的風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規則自古以來就要求尊敬老人、謙虛克己、為他人著想。

　　《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宋朝時繁華的都市生活，從中也能看出當時的交通秩序

3 沖突：依據儀制令定責

現代社會，發生交通事故后，經常出現雙方均違反交通規章的情況，此時就要區分主次責任。在古代也不例外，在一些交通事故中，雙方也會依據“儀制令”的不同規則為自己辯解。

南宋俞文豹著有《吹劍錄》，該書主要內容是雜記南宋宮廷、官場及民間之遺聞軼事，其中就有一例有關交通事故的趣事。一位士人走路時被負重的販夫撞破了衣袍，兩人到臨安府評理。府尹曰：“輕盍避重？”令（販）夫拜之。士人曰：“賤合避貴，必欲償背。”京尹曰：“背直幾錢？”曰：“元制十千。”公曰：“我償汝十千，汝還他八拜。”士人語塞。府尹斷案，依據“輕避重”，判士人負主要責任，但士人卻依據“賤避貴”，要求販夫賠償。府尹又巧妙的提議由販夫賠錢，但士人要還以八拜。在等級分明、講究面子的社會，讓士人八拜，他無疑寧可不要賠償，也想息事寧人。

明朝也要類似的趣事。明崇禎辛未（1631年）進士李清著有《折獄新語》一書，書中記載：有農夫擔糞過橋，一武舉人著新衣大搖大擺地從對面走來，農夫一不小心，濺出了糞水，玷污了武舉人的新衣。舉人定要其賠償，農夫賠禮，愿為其洗凈；舉人卻不答應。縣令問明情由，說：“新衣被污，實在不對。”令農夫禮拜陪情，臟衣由武舉人回去自洗。武舉人仍不答應，一定要賠他一件新衣。縣令說：“好，衣服由我負責來賠。但你輕不避重，依法例，該笞你四十；看在你是舉人的面子上，減去一半；如果你愿意拿回自家去洗，再減一半；只打十下，如何？”武舉人連忙求情：“衣服我自己洗，自己洗。”

4“飆車”：鬧市跑馬要受重罰

飆車是現代特有的名詞，由于速度太快，飆車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我國刑法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如果沒有追逐競駛，只是超速行駛，則只按交通違章記分并處以罰款。

古代的“飆車”就是跑馬。和現代一樣，古代對“飆車”也規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唐代沿用了《晉律》中“禁馬眾中”的法律規定，禁止車、馬在城內及人口稠密的鬧市區內高速行駛，否則屬違法行為，將追究其刑事責任。

《唐律疏議》卷26“無故于城內街巷走車馬”條規定：“諸于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傷人者，減斗殺傷一等。殺傷畜產，償所減價。余條稱減斗殺傷一等者，有殺傷畜產，并準此。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殺傷人者，以過失論。其因驚駭，不可禁止，而殺傷人者，減過失二等。”唐律中“走車馬”的“走”指的就是現代的“跑”，而現代的“走”在古代是“行”。

根據唐律，在鬧市或人多之處跑車馬，就要就要用竹板或荊條拷打脊背或臀腿五十下，唐太宗后來改打屁股。如果出現嚴重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就要對照斗毆殺傷人的罪行減一等處理。唐朝時期，封建五刑已經定型，形成了比較科學的刑罰體系。唐律規定五刑共二十等，即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如果犯殺人罪減一等處理，那就要處以流放三千里的處罰。唐代大詩人李白就曾被判流放夜朗，而到了宋朝，《水滸傳》里面的宋江、林沖和武松都被流放過。在現代交通事故中致人死亡的，按交通肇事罪處有期徒刑3年以下，而在古代，則要被流放到三千里的“化外之地”去受苦。

當然，對于交通事故性質輕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處理的。而因為以下緣故在人群中快速駕馬的可以免于處理：公文傳遞、朝廷命令發布、有病求醫，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員傷亡的，交錢贖罪，即罰款。電視劇中經常有策馬狂奔者高呼“幾百里加急”，這就是有緊急公文，行人須予以避讓。

唐律嚴禁私人侵占街道，或將污穢之物排放在街道上，并禁止在街道兩旁取土。此外，唐律還禁止在人煙稠密的道路上射箭、放彈以及扔瓦石，并禁止在行人通行的道路上設置障礙，如果在人跡罕至的地方設置障礙，也要設置明顯標識。如果設有標識，仍有殺傷，后果由行人自己承擔。

宋朝的一件奏折專門提到京師開淘渠塹時，因無遮蔽物，可能對行人造成危險，建議水井無欄木、泥坑無物遮攔的，由“地主”設置保護欄，免傷民眾性命。《宋刑統》中，也有“不得在街市走馬”、“不得在人眾中走馬”的規定。此外，《宋刑統》還規定：以船載客，需事先定價，不得超載，不得在中流索價；出航，要避風浪，船主對預知的可能風浪所引起的災難，需承擔法律責任。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規定：因為天氣關系騎馬撞傷人的，賠償醫藥費，還得把坐騎賠給傷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三年，另外賠償死者家屬喪葬費，其坐騎則被官府沒收。

5 保辜：保護受害者的專門條款

在交通事故中，撞了人、撞傷人和撞死人的后果是不一樣的，肇事方應該承擔的責任也不一樣，在這一點中，現代社會與古代是一脈相承的。在現代，撞傷人要承擔包括后期治療在內的醫療費用，如果傷者不治身亡，肇事方應負相應的刑事責任。在古代，則有專門的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最早出現于秦漢時期，唐朝沿用了前代的規定。在古代的科技條件下，對于內臟損傷、內出血等在當時是沒有辦法檢驗定性的，所以從保護受害人的角度出發，古代刑法中設立了保辜制度。即凡是斗毆傷人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內對受害人的傷情變化負責，如果受害人在限期內因傷情惡化死亡，被告應按殺人罪論處；如果是在時限以外死亡的，就只是個傷害罪，這種制度就稱為保辜，所定保證期限稱為辜限。西漢初年規定保辜的時限是二十天，這是現存最早關于“保辜”的法律條文。清律中對保辜期限專門注釋：“保，養也；辜，罪也。保辜謂毆傷人未至死，當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傷，正所以保己之罪也。”

現存資料對古代如何審理交通事故案件記載較少，較為完整的一份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文書，其中有一件是唐代地方官府審理交通肇事案件的卷宗。該份名為《勘問康失芬行車傷人事案卷》的案卷，目前收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該文書卷首殘缺，結尾完好，中間或有殘缺。經北京大學教授劉俊文考證，此案卷系唐肅宗寶應元年（762年）六月高昌縣審理的案件。根據卷宗記載，當事人康失芬在通往城內的道路上駕車快速行駛，致使車馬不受控制，軋傷了在門前玩耍的兩名兒童，致兩名兒童身受重傷。官府在確認案件事實后，責令被告康失芬實行保辜。

在康失芬一案中，主審官決定先保辜五十日，減一等處罰。康失芬為免于監禁之苦，同意實行保辜，并找人擔保。擔保人保證康失芬支付醫藥費，并且不隨意離開居住地，如反悔或逃亡，擔保人負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