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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津網，作者：佚名，原題為：《鬼子為什么愛說“大大的有”》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至1945年結束，中國的抗日戰爭持續了14年之久。在這14年間，日軍的侵略除了給中國帶來肉眼可見的深重災難外，在文化、社會風俗等“看不見”的領域也帶來了影響。語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從《地道戰》、《地雷戰》到各種橫店抗日神劇，幾十年來日本鬼子在中國銀幕上都是這樣說話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數情況下，漢奸們會無障礙地聽懂太君們的意思：“太君，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這樣跟中國人交流的嗎？

漢語和日語發音相差較大，互通性極低。自1931年日軍占領東北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其間大量日本人來華，不可避免要和中國人打交道。高級官員有翻譯，但普通日本軍民顯然沒有這個條件。

為了與中國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領區往往推行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日語教育是重點內容。臺灣就在幾十年的日語教育后培養了大批會說日語的民眾。但日軍在中國大陸活動的時間不很長，且長期處于戰爭狀態，語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國人學日語不好辦，讓日本人學漢語是否可行呢？NO！當時的侵華日軍相當自大，覺得中國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學習。而在中國的日本軍民絕大多數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對集中地居住在軍營、開墾團等地，無法指望他們能夠有效學習漢語。即使日本軍方從甲午戰爭初期就開始編撰《兵要中國語》、《日清會話》、《速成滿洲語自修》之類的教材，絕大部分的日本軍人漢語水平還是非常低下。

在雙方都不諳對方語言的情況下，說一種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語言，就成了歷史的選擇，此即所謂的協和語。

作為一種兩個人群臨時的交流工具，協和語與一般語言相比特點十分鮮明。

首先是較低的詞匯量。協和語前身是侵華日軍所謂的“大兵中國語”，即臨時用語，表達上不會追求語言的豐富精確，對方能聽懂就行。詞匯往往局限于簡單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買不買”、“多兒錢”、“干活計”、“來”、“什么”、“王八”、“沒有”之類。相應的，協和語在句式上也比較固定，方便在不同場合機械套用。

作為漢語和日語混合的產物，協和語也會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語詞匯。中國人熟知的“喲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語詞，很大程度上就是協和語。而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廁所”、“料金”表示“費”、“出荷”表示“交公糧”之類的日語漢字詞就更常見了。

此外，協和語受日語影響，出現了謂語后置等一般在漢語中不會出現的語法特征。而由于詞匯和表達上的局限性，協和語中語詞重復就有了重要的語法功能，如表示強調等等。

以上這些特征導致協和語與正常的漢語、日語差別都很大，如一句簡單的“你把這個給我”，協和語的表達則是“你的，這個，我的，進上”。而“我吃飯”則用中國人聽來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計”來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