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周五在滬開幕。此前，有西方專家提議出臺新“廣場協議”，協同干預匯率，支撐人民幣，遏制“貨幣戰”。

“廣場協議”是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簽署的。其時，美元飆升，美國通脹高企、貿易逆差擴大，望以美元貶值刺激出口。五國最終同意協調干預。協議簽訂后10年，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經濟出現嚴重泡沫化，從此落入“失去的10年”。

有經濟學家認為，廣場協議救了西方，犧牲了日本經濟。但也有學者認為，泡沫化主因是日本經濟未能及時實現升級轉型。

應當看到，“廣場協議”時的日本，在經濟結構上對美國有相當程度的依附性，匯率主控權也掌握在人家手里。今天的中國與當年的日本有實質性不同。中國經濟比日本體量大，決策自主性很強，匯率政策也不是別的什么國家能操控的。即使是當今世界金融力量最強的美國也不行。

眼下世界經濟的低迷不振，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具結構性弊病，根本不是靠一個新“廣場協議”就能拽得動的。重回復蘇軌道，需要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以及金融體制改革，尤其是國際貨幣體系制度等一攬子的應對措施。同時，更需要發達與新興經濟體進一步加強宏觀政策協調與合作。

我們觀察重提“廣場協議”這一輿論現象時發現，最近一段時間，西方經濟機構的預測與建議重點紛紛指向中國。一方面，這表明中國經濟已經成為決定全球經濟走向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這也表明市場對中國未來經濟走勢的信心不足。后者更值得留意，因為缺乏信心背后隱含著對中國經濟管理模式的“不放心”。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斯科特·肯尼迪說，北京需要恢復人們對其管理經濟的能力的信心。今年年初以來，在唱衰中國經濟聲調此起彼伏的背后，就有著對中國發展模式深深的不信任感，亦暗含唱衰中國政治的動機。

經濟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首要因素，也是中國影響力的基礎。很多外國人之所以會漸漸地“服”中國，并研究中國崛起背后的文明因素、政治制度，以及管理經驗等等，大多是從驚異于中國經濟的特殊速度開始的。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改變的不僅是中國形象，更是發展模式。美國著名學者福山因此有西方與中國兩種模式博弈之說，認為“全球政治未來的重要問題很簡單：那就是誰的模式會奏效？”

看來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向世界證明自身模式可持續性的重要階段。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當年簽署廣場協議時的國際經濟整體圖景，估量一下今天中國經濟的分量，這樣做會堅定我們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形成了一整套相對獨立而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模式和管理體制。這么大的經濟體在轉型中當然會有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還就得靠我們這套不斷完善且與時俱進的體制，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中國經濟，絕不會因為眼前這樣的坎絆個大跟頭。

如果西方真的將此視為模式的博弈，那就讓我們來一場公平而合理的競賽吧。不要總是打自家的小算盤，不要總想著以唱衰別人來彌補自己的失落，大家一起爭先恐后地往前走，世界經濟才會強勁、均衡和可持續增長。這是二十國集團各成員應當做、也最需要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