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國家也有相同之處。

首先是大學科研成果的輸出能力強。美國硅谷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具有斯坦福大學及加州理工大學等頂尖學府,培養了大量人才和技術;以色列理工學院及其他7家大學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以色列理工學院和汕頭大學合作成立一個學院,我國的相關法規應鼓勵其迅速發展。”梁伯韜委員說。

其次是軍民融合式發展。“美國、以色列很多頂尖公司的背后都有軍方采購或者合作的背景。軍事技術對民用產品的帶動作用很大。”

再次是兩國都鼓勵原創科技,兩國創業家及科研人員,勇于原創研發,因此常常能顛覆常規市場。“我國較注重引進外來科技,但如果要成為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國家,長遠必須發展原創科技。”梁伯韜委員說,原創是買不來的,也是更為長遠的競爭力。

調研得來的直觀經驗和大量數據,讓梁伯韜委員想起了愛因斯坦的一句話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知識有限,而想象無限,是人類進化的源泉。“這也是我國要以創新驅動發展的意義所在”。梁伯韜委員說。

在具體路徑上,梁伯韜委員提出,彎道超車需要藝高膽大,國外成功經驗需要我們認真借鑒。“比如,中國企業可以在美國、以色列等科研先進國家設立研究中心,尋找到合作機會,特別是在以色列,人口少,內需市場小,中國可以為以色列的科研成果和產品提供龐大的市場,形成兩國優勢互補,產生協同效益。”梁伯韜委員最后說,學習是為了超越,總有一天,中國會成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型大國、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