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是“創新強國”必要之策

“十二五”規劃，是我國轉變方式、開啟創新驅動戰略的重要時期。理論研究和社會輿論中，一度糾纏于國家創新引領階段與發展追趕階段是否不同，產生了政府主導的發展規劃有無存在必要的疑問。然而，“十二五”的實踐經驗給出的答案是，規劃不僅是指導當前發展的必需之舉，而且也是引領未來創新的必要之策。

通過研究人類工業文明近300年的發展歷程，澳大利亞經濟學家琳達·維斯和約翰·霍布森得出結論，“強經濟”一定需要“強國家”。強國家就是那些逐漸尋求與公民社會建立更制度化的合作關系，具有強大國家滲透能力、汲取能力以及協調能力的國家。歷史上越強的國家，則會越加強國內的經濟組織。

類似五年規劃這樣的政府規劃，本身就是“強經濟”和“強國家”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正常反映。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軌國家，其市場主體、交易規則、配套制度等遠不成熟，這就更加需要全社會對未來發展提前思考、主動規劃安排生產力發展。

即使發展到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處理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應對全球經濟體之間的競爭，也同樣需要國家發展規劃的引導作用。以美國為例，遠則有克林頓政府1993年提出的建設信息高速公路計劃，近則有奧巴馬政府2009年實施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可見，不論是欠發達國家的技術追趕，還是發達國家的創新發展，都需要具有公共屬性的凝聚共識和組織協調的規劃工具，以減少無序競爭與重復建設、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規劃注重“正面清單”機制

針對“十二五”規劃編制和落實執行之間的協調銜接，著眼于社會經濟發展宏觀層面的五年規劃，適用于“正面清單”管理，側重以“正面清單”的機制安排規劃事項，以發揮好市場的活力和企業的創造力。這是適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特征的機制選擇。

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卡岑斯坦研究認為，美國這樣的自由主義國家，由于缺乏選擇性干預經濟的手段，在傳統市場機制失靈的特殊情況中，傾向于采取各種有限的、特定的保護政策將經濟變遷成本轉嫁給別國；而日本這樣強國家主義的國家，則利用國家具有應有的手段和機構，實行經濟結構性轉化政策，預先避免變遷成本；歐洲國家注重靈活性的經濟戰略與創造諸多秩序的政治結構相互匹配，國際倡導自由貿易、強化多邊主義，國內實施補償戰略、就業政策、收入政策以及產業調整政策，以特殊政策引導建立特殊的國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