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聽不懂、認不出、寫不了漢語，經常挨打的“差生”，到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蔡國雄的經歷可謂令人詫異。“翻看”他年輕時的經歷，我們發現他的成功并非完全是偶然，而是源自他在不利環境中“別有用心”。

——編者

蔡國雄

1969年1月的某天，寒風呼嘯，蔡國雄和很多北京知識青年一樣，踏上了開往陜西延川的列車。那刻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插隊的地方在延川聶家坪大隊，因為父母皆為臺胞的家庭背景，蔡國雄受到不少歧視，如不讓他聽文件傳達。不過，村里的人很器重他，只因為他竟然會用那臺沒人看得懂的“新事物”———柴油機。此外，他還做過一件事，并因此在知青中小有名氣，以至于現在還有人跟他提及。

陜北要打壩造田。有次壩是打起來了，可是突然來了暴雨，眼看著水就快要漫過大壩，村里人急壞了。“如果塌了，大家幾個月的辛苦就白費了，而且還會損毀農田。”

這時有人提出用柴油機把水抽出來，可是那個笨重的家伙，哪是靠人力可以扛過來的。就在大家一籌莫展時，蔡國雄說道：“可以利用虹吸效應，把大壩里的水往低處引。”虹吸？那是什么？很多人聽都沒聽過，覺得他就是在搗亂。好在村支書信任他，派了十幾個人幫忙：大家先把幾根四五米長的水管接起來，灌滿水，在兩邊堵上塞子；然后，把水管架在壩上，先打開水中的塞子，再打開另一邊那個，這樣因為重力作用，蓄水壩里的水緩緩地從管道流下。

同為剛上初中的孩子，蔡國雄是怎么知道這些東西的？談及原因，不得不說說他插隊前的經歷。

《馬關條約》后，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蔡國雄的父母都生在臺灣，十幾歲時他們由臺灣到日本，之后相識、結婚、定居。1959年，一家人回到祖國大陸，那年他7歲。

剛上學的時候，蔡國雄戲謔自己就像個“聾啞人”，耳朵常常就是個擺設。有次老師讓帶手絹、水杯、水杯套、口罩，最后問道：“記住了嗎？”他看到同學一邊點頭，一邊齊聲說著什么，因為不懂，他就學著大家的樣子用力地點頭。第二天，看到每人桌上都擺著的東西，他才意識到自己犯錯了，果不其然被老師批評了。“其實，我也不知道老師在說什么，只看到他臉色不好，嘴一直在動。”

因為語言不通，蔡國雄并不被同學喜歡，還常常受欺負。有次被高年級同學欺負后，父母帶他去學校找老師反映情況，教導主任利用課間操時間，讓他在全校學生中尋找打自己的人。當時，他只會幾句簡單的普通話，本想表達“打我的時候他們戴著帽子，看不清”，結果卻說成了“戴著帽子，看不清”。接著，他就看到大家都摘了帽子，自己被嚇得愣在了那兒。

慢慢地，蔡國雄有了恐校癥，一到上學時間就惡心想吐，后來演變成發燒，過了上學的時間癥狀自然就好了。沒有辦法，他只得更多地在家自學。那段孤獨的日子，他做了很多別人覺得沒用的事，如跟著鄰居學做礦石收音機。

不過，正是這些委屈、孤獨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蔡國雄成長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學霸”。1965年小升初考試，他各科滿分，進入清華附中，學號65001。本以為好日子來了，可沒想到不久后因為“文革”，他再次成了被攻擊的對象。他被鎖在宿舍門外，不讓進門。晚上，學校門鎖著出不去，他只能在教室里把兩張桌子一拼，湊合著睡。白天，教室、宿舍都沒法待，他就橫穿整個清華大學，步行20多分鐘，去到他當時的“天堂”——五道口的一家書店，那里的書可以隨便翻看。

那時，人們都在忙著“鬧革命”，看書被認為是“不務正業”，也因此書店人并不多。就是在這里，他看到了彩頁的《東方紅—75拖拉機構造》，了解了柴油機的大致結構，還自學了物理、化學、數學等各類知識。

正是憑借中小學那些“無用功”，蔡國雄在陜北的日子輕松了很多。因為懂技術，他被安排干苦累活的時候不多。他利用在五道口看的書和小學培養的動手能力，自制半導體收音機聽廣播，還跟著《外國民歌200首》自學手風琴、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