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一首網傳為杭州小學生寫的小詩在網上爆紅，“啊！我的媽媽美如鮮花。噢！我的爸爸丑如泥巴。咦！為何媽媽愛爸爸。哎！因為鮮花不可沒泥巴。”短短四句，卻讓網友非常感嘆“孩子，你太有才了”，甚至還有人跟帖調侃“親情的小船說翻就翻”。那么，這首小詩真的是小學生作品？10日，記者了解到，這首驚了朋友圈的小詩，其實并非出自孩子的手，真正作者是廣州的一位幼兒園學生家長。

始于自媒體如微信、微博，傳播于朋友圈，在瘋狂的轉發和圍觀之中，“損爸夸媽”詩便在網上爆紅，當事人也成為輿情關注的焦點。不過，以權威媒體的介入，劇情往往又隨之出現反轉，與事實不符的傳播，則具有了謠言的實質要素，雖然未涉及險情、疫情、災情、警情等刑九明文規定內容，不過劇情反轉的“被愚弄”之感，既浪費了大量的社會成本，又造成了群體間的信任下滑。

是小學生所寫，還是其家長代筆，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小學生的角色錯位，使得小詩具有了新奇性和新穎性，并引發圍觀而爆紅，若是其家長所寫則難有圍觀效應。網絡時代，人人都是第一見證者，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聲，不過，信息源的豐富之下，如何鑒別真偽、厘清事實，卻是對個體傳播素養的考驗，若是不假思索和核實地轉發，那么就可能成為傳謠者，在誤導別人之時也有違法風險。

然而，在無序而自發的網絡中，讓發布者、傳播者恪守標準，嚴守底線，做好第一道關口把控，成為“源頭控制”固然重要，不過做好信息的核實與矯正，讓權威機構起到信息真實性把控作用，則顯得更為重要。自發性的圍觀，其實是一種民間無序的表現，很多人之所以參與其間，往往是無意識的行為，因而若不能加以正確的引導，就完全可能陷入圍觀陷阱，而因之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因為他們無法扮演核對者和調查者的角色，也承擔不了這樣的重要責任。這需要專業機構的流程以及專業人員的介入，通過他們的手段和渠道去解決問題，比如官方機構或者專業媒體。故而，如何讓偏離實際并已具有了謠言特征的信息，在瘋傳的過程中被證偽，讓劇情反轉的時間更加提前，則是媒介作用能否發揮的關鍵點。

從“上海女事件”到之前的“養生學流行”，全民的圍觀形成了網紅之勢，正常的矯正機制卻未能發揮作用。在“上海女孩逃離江西男友老家”的持續爭議中，有媒體間的隔空論戰，也有評論員的針鋒相對，然而卻未能有對事實探尋的“第一關切”。當最后劇情反轉而圍觀者散去，才發現當初的論戰之地，早已變得一地雞毛。網絡不過是種載體，本身并無原罪，媒體的素養與素質，卻在網絡的沖擊下蕩然無存。劇情反轉的“謠言”如此兇猛，誰來充當對事實的把關者。

正如有論者所指出，“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給媒體上了生動一課——沒有探訪、沒有追究、沒有到一線的煌煌高論都是立不住的，只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困擾。用事實說話，才是媒體發聲的根本所在。近年來，我們都在討論“權威的沒落”，那不是基于互聯網沖擊所致，而是對自身優勢的放棄。若是連對真相和事實都無以厘清，再轟動而熱烈的圍觀，都只是一種輿論上的躁動。若是扮演引領者角色的媒體介質，都把自己置于“盲目圍觀者”的層次，劇情反轉的諷刺性已成現實的諷喻。沒有了真相精神，那么這個社會注定會謠言橫飛。（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