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國際追逃網越織越密

　　為什么大多數“紅通”嫌犯選擇往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逃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與這些國家尚未締結引渡條約。

　　在沒有引渡條約的情況下，追逃只能通過勸返、遣返、異地追訴等方式來實現。因此，一直以來，西方國家既是追逃追贓的重點，同時也是難點。不過，近年來，中國通過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反腐敗合作，在各個方面都形成了一張非常強大的網絡。

　　作為中美最重要的反腐敗合作機制，中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ＪＬＧ）反腐敗工作組于２００５年成立，反腐敗議題的重要性在中美合作框架內日益凸顯。

　　去年９月，潛逃美國１４年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楊進軍、鄺婉芳相繼被強制遣返回中國。楊進軍不僅名列“百名紅通”，還是“百名紅通”頭號嫌犯楊秀珠的胞弟。鄺婉芳是震驚全國的中國銀行“開平案”主犯之一許超凡的妻子，涉嫌共同貪污犯罪。這是美方首次向中方強制遣返“百名紅通”人員和重要腐敗案件嫌疑人，在此成果背后是中美雙方在ＪＬＧ機制下數年的艱苦努力。

　　除了中美ＪＬＧ機制外，中國正不斷加強《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框架下雙邊、多邊合作，建立健全與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反腐敗執法合作機制。此外，２０１４年，于北京召開的ＡＰＥＣ會議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了亞太經合組織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

　　“國際協助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積極協助，比如主動把嫌犯捉拿歸案，送回本國；一種是消極協助，也即認可和默許延伸至其他國家境內的司法行為。”黃風分析認為，“反腐敗國際合作的大氣候，是推動追逃追贓工作持續有效開展的重要助力。”

　　據悉，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也是不少外逃人員的選擇地。百人紅色通緝令發布后，一些被指可能逃往的周邊國家紛紛表示，愿意配合中國的追逃追贓。泰國《星暹日報》特地把“百名紅通”名單中可能潛逃至泰國的人員進行了專門統計，一共列出１１名嫌疑人，并在報紙的微信版發出了協助舉報呼吁。

　　借助強大的正義之聲，中央因勢利導，各地乘勝追擊，海外華僑華人也成為追逃的得力幫手。浙江省發揮海外華僑多的優勢，請華僑華人協助尋找外逃人員下落。山東省通過駐外企業、中資機構做工作，爭取海外華僑華人社團和僑領的支持，擠壓外逃人員境外生存空間，迫使他們回國投案。

　　４全面推進追逃防逃并舉

　　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蔡為日前接受采訪表示，如果說２０１４年是追逃追贓工作的“啟動年”，２０１５年是“提速換擋年”，那么２０１６年則是“全面推進和攻堅克難年”。

　　早在２０１４年，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便設立了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聯合最高法、外交部、司法部、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組織開展追逃追贓專項行動，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形成了追逃追贓工作的整體合力。其中，省級追逃追贓協調機制的建立，成為“縱橫聯合”戰略戰術的重要一環。

　　此外，為摸清外逃人員底數，及時掌握外逃人員信息，中央紀委建立了“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外逃信息管理系統”，中央國家機關、各省區市可通過此系統２４小時及時報告外逃人員信息。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追逃辦多次召開成員單位聯絡員會議，對追逃追贓工作和重點案件進行研究會商部署；市公安局、市檢察院成立專項領導小組，因案施策，專人專管，制定具體方案；成員單位通力配合，開辟“綠色通道”，在最短的時間內辦好出國、換匯等手續，查找有關外逃人員信息；市衛計委、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積極協調，提供有力的醫療保障和語言翻譯服務。

　　上下暢通、部門聯通、內外貫通，這種態勢為追逃追贓工作注入了“加速度”。

　　同時，北京市追逃辦重點推動“追防一體化”機制建設，進一步加強對領導干部出國（境）信息的分析研判，強化對重點人員和關鍵崗位工作人員的監督管理。另外，繼續強化“兩個意識”：“防逃”意識，各單位在立案或準備立案的同時，防逃措施及時準備跟進，做到立案與防逃同考慮、同部署、同安排；“報告”意識，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未經正常程序，私自出入國（境），都必須第一時間向市追逃辦報告。

　　蔡為透露，今年中國擬開展“天網２０１６”行動，繼續推動“獵狐２０１６”、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向境外轉移贓款等專項行動的進程。此外，還將依托外逃人員管理系統，全面摸排外逃人員境外藏匿地，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員“紅通”名單。

　　“要以鐵一般的政治擔當，持之以恒、緊鑼密鼓地開展追逃追贓工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堅決把腐敗分子追回來繩之以法。”蔡為表示。

　　本版制圖：潘旭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