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現象由來已久。 但近年來，要分已不再是差生怕“掛科”的“投機取巧”行為，很多“高高在上”的學霸也加入到這個隊伍中，其中為出國而奔走的不在少數。在網絡上，很多過來人頻頻支招：他們將“說自己要出國”作為破解“高冷”老師的“終極攻略”。（4月11日《中國青年報》）

要分成了一場“戰爭”，尤其是對“出國黨”來說，但“出國”是要分的正當性理由嗎？當以“出國”之名去向老師索取更高的分數，很難說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也很難認為“出國”就是等于“高分”的依據。

遺憾的是，所謂的要分不再偷偷摸摸，不再私下進行，似乎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行為，以至于老師無法“不給”，其他同學無法“不同情”，否則，就是擋了人家的前程。但要分制造的前程真的能凌駕于基本的底線和正義之上嗎？在這里，要分者悄然間給了自己一個通行證——“不是想不勞而獲，只不過想讓老師在打算給88、89分時，能盡量打90罷了”，并且，“想要90多分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出國，不是為了獎學金或者保研”，只是問題的關鍵是既然出國可以要分，那其他同學如果用另外的理由來要分，教師又該如何面對？出國要分正當的話，保研要分又有何不可呢？

這是一個混沌的邏輯，甚至可以說是憑空制造的要分邏輯。在筆者看來，把本無任何正當性的要分捆綁上“出國”以證明正當，是在對老師和同學進行變相的“綁架”，折射著部分大學生為了成功不擇手段，為達目的不問公平的價值觀暗傷。有調查顯示，有71.1%的受訪者坦言自己上大學時身邊有過學生向老師要分的現象，41.1%的受訪者感覺答應給學生加分的老師很多。這能不讓我們驚醒乎？“出國黨”的要分策略充滿了“小聰明”式的算計，在用“出國”作為堂皇借口的同時，無形中對其他學生的權益造成了傷害，長遠地說，如此“潛規則”是對不良學風和考風的縱容。

正如教師所說，“學生本該是一塵不染的，我不希望他們過早世俗化，不應該讓人情模糊了規則的界限。”在筆者看來，任何教師都不應基于努力之外的任何同情來給予學生“高分”，否則，不僅是潛規則的默許，更是價值觀教育的偏頗，是在向學生傳達潛規則可以挑戰乃至戰勝顯規則的暗示。這是我們想要的教育結果嗎？

嚴重地說，這不僅僅與大學生有關，也證明著大學文化和精神的矮化。曾主掌浙江大學的竺可楨認為“大學猶之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于此時降落道德之標準也。”“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但在嘈雜的社會化浪潮中，大學精神逐漸黯然失色甚至悄然失落，似乎淡忘了對真、善、美的心靈渴求，導致我們對要分見怪不怪。常識告訴我們，大學應該離世俗生活遠一點，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其超脫性。大學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應該成為社會的一種矯正力量，而不能完全為世俗所左右。因此，喧嘩、狂躁與輕浮不屬于大學，急功近利、追求時尚不屬于大學。正如學者弗萊克斯納所說：“大學不是一個溫度計，要對社會每一流行風尚都做出反應。大學必須經常給予社會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不是社會所想要的，而是社會所需要的。”對身處其中的師生來說，麻木到對要分無動于衷和熟視無睹的話，恐怕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那些沒有參與要分的學生吧？

從長遠來看，“出國黨”的要分戰沒有贏家。如何消除“要分”需要高校和教師做出有力的回答，而不是在要分戰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