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今日（20日）消息顯示，國家發改委就城鎮化工作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在談及非戶籍人口城鎮落戶工作時，相關司局負責人坦言：“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而目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39.9%，未來還要提高5個百分點，相當于要有1億人在城鎮落戶，“這個任務非常艱巨”。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一個相對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指標，人們泛泛所稱的中國城鎮化率超過百分之五十，是指后者而言，前者統計的是落戶率，是個更硬性、更拳拳到肉的評價標準。可以想見，在中國已經成為高流動型社會的當下，“進城”和“常住”都可由個體自由選擇，其所對應的城鎮化統計目標也相對容易達成。相反，以落戶為統計基礎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則將和各個城市的落戶門檻產生直接的對沖。

艱巨可想而知。首當其沖的是，它的提升肯定很難有一線城市的貢獻率。從目前已經落實積分制落戶政策的上海、廣州來看，兩個城市仍然是以嚴控人口為前提，戶口對大多數人來講還是高不可攀。報道顯示，2013年至2014年通過積分制得到廣州戶口的人數僅為六千人，與數量龐大的當地非廣州戶籍常住人口相比只是杯水車薪；上海非戶籍人口一千萬出頭，但居住證制度實施12年，辦理者僅有十分之一。去年年末剛剛出臺的北京的積分落戶政策，和這兩個城市相比，導向性更為明顯、對導向性指標的賦分也更高，對精英化的強調已經非常清楚的寫在字里行間了。

一線城市在城市管理政策上的不自覺趨同，能更清楚的表明這一點。幾年前，北京、廣州、深圳陸續開始進行地下室、群租房整治，現在北上廣深又幾乎在同時推出了“禁摩限電”政策，這種不約而同很耐人尋味。上述政策當然都有著出于公共安全的正當考慮和決策依據，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也同樣表達了一種潛在地選擇市民的傾向，即，外來與弱勢人口被看做包袱，掌握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精英人群成為了公共政策服務的目標群。

也可以說，讓這些人均GDP早已跨入“高收入國家”水準的城市，均質化的完成外來人口落戶，并不現實。但規模更大的地方知名城市，同樣基于自身在GDP序列里所處位置，設置了并不低的落戶門檻，正在彰顯以人口優化城市發展目標的訴求。

梳理數十個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情況會發現，這些城市的落戶要求都緊緊地扣住了“財富”與“人才”兩個關鍵詞，可以寬泛的看做一場資源和技術的爭奪戰。其中一點體現是對購房面積的要求，從建筑面積不小于56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以上都有；另外一點是對投資的照顧，按照城市人口流入的熱度，大體可分為三百萬、一百萬、五十萬幾個梯次。當然，這之外就是學歷和技術要求，為高新技術產業從業者和高學歷人才打開通道。這些渠道，一小塊一小塊地將龐大進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篩掉了“戶籍城鎮化”的主要對象。

“戶籍城鎮化率”和城市自身發展訴求對沖，產生了一種意味深長的城鎮化景：它的實現區間被壓縮到了三四線城市和城鄉結合部，是一種“鎮化”，而不是“城化”。由此，就業和多樣化發展機會最多的地區，恰恰是戶籍人口控制最嚴的地區；放開戶口準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戶籍城鎮化率”任務的地方，卻是機會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帶。城鎮化試圖以一種合理的、均質化的狀態，覆蓋中國分多個梯次的、鴻溝巨大的地區差異，并不是一項有著明顯抓手的單項改革，應該有重現實而不是重數據的進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