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再提取消手機漫游費，工業和信息化部負責人表示，從政府而言，隨著技術的進步，不斷地推動競爭，促進企業來降費，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我們推動的一個措施，而不是政府說今天把這個價降到零，明天把這個價降50%，后天這個價取消，這不符合我們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工作的方向。

政府用通過行政指導甚至命令，讓企業降價，不符合市場經濟方向。通常而言，這話是沒錯的。但問題是，這一論斷的前提，是建立在一個有效充分競爭的市場上，可目前的中國通信行業是這樣的嗎？

目前中國通信市場上的三大企業，無一不是國企，通信市場一直未向民間資本開放，處于事實上的壟斷狀態。雖然近兩年推過虛擬運營商，但虛擬運營商不過是從三大國有運營商那里批發語音流量，再轉賣給消費者而已，所以，虛擬運營商根本無法撼動目前的通信壟斷格局，幾年來，這些虛擬運營商基本慘淡經營。

而且，在三大運營商之間，也不存在充分競爭。電信、聯通、移動三家，移動一家的利潤比另外兩家多很多。由于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加之開放攜號轉網等政策的滯后，現在的局面是移動始終一家獨大，電信、聯通難以撼動移動的優勢。事實上，這么多年來，我們并沒有明顯看到因為三家運營商的競爭，導致通信費用大幅度下降的先例。

通信費用偏高局面的形成，是過度行政管制造成的，解開這樣的結，自然離不開行政之手。相關部門在對待市場開放時，祭出行政管制的大刀，而在面對公眾降低通信費的要求，又拿出“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借口牌，這豈非自相矛盾？

在高速信息化的時代，通信網絡和郵政網絡、公路網絡一樣，已然成為國家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降低通信收費事關國家競爭力的提升，這也是李克強總理提出提速降費的初衷所在。提速降費效果不彰，此前公眾均把矛頭指向運營商，但從這一表態看，恐怕事實并非如此簡單。

在昨天的發布會上，工信部負責人還一再強調漫游費背后的成本，稱“3G、4G的技術已經大面積覆蓋，手機的漫游費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這只是個誤解，澄清4G網僅承擔數據的承載，大量的語音承載是在2G上。

2008年以來，許多國家的運營商如日本，陸續關閉2G網絡，美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也宣布將在2017年關閉2G網絡。這些沒有2G網絡的國家，不是也解決了語音通話的問題嗎？用所謂的技術障礙支持漫游費，顯然站不住腳。

退一萬步說，即便漫游費的背后確需很大成本，但這樣的成本，也應攤在運營商。這不僅是由運營商國有資本以及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身份決定的，還因為這筆錢它們并非出不起。去年，三大運營商凈利總共1391億元，這樣的利潤規模足可以將取消漫游費后的利潤損失給消化掉。

當然，得承認，通過行政之力推動取消漫游費，畢竟是治標之策。改革通信管理體制，推動通信市場開放競爭，才能治本。通信主管部門與其把尊重市場掛在嘴邊，不如早點拿出推動通信市場開放的實在舉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