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陳晏清先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南開大學教授。本文是這位從事了一生哲學研究、年逾八旬的著名學者為自己的學術道路所做的闡釋。文中，陳先生結合理論談實踐，結合實踐探索理論，他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體現著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的本色。讀者從這篇演講中不但可以一窺學術的路徑，而且可以感受到學術的艱辛。本文是陳晏清先生以他近期在南開大學“公能講壇”上所做的講座內容為基礎整理修訂而成。

陳晏清

精彩閱讀：

■哲學的創新，其基礎性和前提性的工作是尋找哲學走向現實生活的通道。在我看來，社會哲學就是哲學與現實社會生活會通的最佳渠道之一。

■對于政治哲學，我們是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與基礎理論的研究并舉并重，一方面選取現實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研究，一方面對政治哲學的基礎理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力圖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探索現實性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

《辯證的歷史決定論》陳晏清（合著）

初觸哲學興趣使然

講我的哲學道路無非是講我是怎樣走上哲學研究的道路的，我在哲學的道路上是怎樣走的。

我是哲學事業的一名地道的“志愿兵”。60年前，1956年，我高中畢業后，作為理工類考生被保送考入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但在俄語學院學了一年俄語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決定不再向蘇聯大規模派遣留學生，這批預備生留在國內培養，可以任選學校和專業。我的許多同伴都去了北大、清華學習理工，我卻選擇了中國人民大學的哲學系。我的這個選擇是絕對自主的，沒有任何人干預。我家祖祖輩輩都是生活在湖南省一個貧困山溝里的農民，父母都是文盲，對于我上什么學校、學什么專業，他們沒有能力過問。當時學校里和社會上流行的一句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許多中學時的同學對于我的這個選擇很不理解，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幼稚懵懂狀態下的盲目行為，可實際上，這是一種非常清醒的自覺選擇。

我為什么選擇哲學？一個最簡單的回答就是興趣使然。讀中學時，因為覺得功課輕松，所以課外閱讀的時間比較多，但閱讀的范圍卻很窄，主要是政治理論讀物。那時候，總有一些新的事情發生，希望獲得理解，便去看講這些事情的文章和書。讀的多了，興趣也就越來越濃，并且逐漸由對一般政治理論的興趣轉向了對哲學的興趣。當然，當時作為一個中學生所知道的哲學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我非常熱愛共產黨，并在剛滿18歲時就入了黨，也就十分關心黨的理論和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1988年，我的母校中國人民大學派出記者對一部分校友做過專訪。在對我的訪談中，當問到我為什么選擇哲學專業時，我是這樣說的：“新中國建國初期，黨風、民風很好，國家一派興旺景象，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改造社會的巨大威力?！蔽艺J為，“對于國家民族的振興，哲學比什么都重要?！边@百分之百是我當時的真實思想。我就是帶著做一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夢想走上了哲學的道路。

憑著興趣走上了哲學這條道路之后，我才越來越深切地體驗到，哲學的道路并不像當初想象的那樣鋪滿了鮮花，它竟也是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幾十年里，我見證了哲學的“熱鬧”和混亂，也見證了哲學的冷落和貧困。在這樣的非常情況下，單憑興趣是很難支撐下去的。不少人就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不干“哲學”了。所以，一定要把興趣升華為一種信念，這樣才能使興趣持續和更加理性。如果有了對哲學的堅定信念，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信念，就會有在哲學的道路上披荊斬棘的意志和力量。當你面對哲學的混亂時，你就會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清除這些混亂；當你感受到哲學的冷落和貧困時，你就會和自己的同道們一起去探尋哲學發展的新路向，讓哲學走出困局。這個話題就已經涉及我在哲學的道路上是怎樣走的問題了。

從1957年走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算起，到今年正好是第60個年頭。這60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前20年主要是學習時期，既是向書本學習，在課堂上學習，也是向實踐學習，包括在實踐的失敗和挫折中學習；后40年是邊學習邊研究的時期，我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活動是在“文革”結束之后這40年的事。這兩個時期，是有著密切的相互關聯的。

中國人民大學五年的教育影響了我的一生，它塑造了我的基本面貌，規定了我人生道路包括治學道路的大致軌跡。人大教育對我在治學上影響最深的是兩個方面：一是強調精讀馬列原著，二是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強調哲學的現實關懷。對于前一個方面，人們幾乎沒有爭議，都認為是一種應當堅持和發揚的優良學風，而對后一個方面卻爭議多多。有些人對當時的理論聯系實際這種教育方式是持基本否定的態度的，我卻不是這樣。我認為，應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將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在其運用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同這個原則本身區別開來。讓哲學系的學生思考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適當地參加一些實際工作，有助于深化、活化對基本理論的理解，培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學生逐漸樹立起一種同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批判的本性相符合的學術觀念、學術信念。

我的母校為我們培育的強調哲學的現實關懷、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成為我后來幾十年治學的基本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