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首次踏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鏡頭中這一片古稱西域的土地與我國其他地區相比，是那么的與眾不同。西域的美是滄桑而雄渾的，又像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風沙一樣狂傲不羈。這種獨樹一幟、不可比擬的魅力使我從此心無旁騖，專注地行走、拍攝新疆。

西域的諸多佛教石窟遺存，在山水間棲守了千年。我常常和它們擦身而過，但一直沒有足夠的自信去解讀如此深邃的文化符號。直到2006年，我隨央視節目組重走玄奘之路，有幸與幾位專家學者同行，知識與精神的雙重收獲給我帶來撞擊和思考。在完成了我的《玄奘取經之路》影紀后，我自覺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方才下決心去探索和深挖西域石窟壁畫。我是一個信佛之人，卻遠不能算是教徒。在深入學習佛教歷史與典籍之前，我只能是一個虔誠景仰的崇拜者。初時，西域壁畫所蘊含的漫長的時代跨度、多元的民族文化、萬變的繪畫風格使我難以招架。在2007年春節的嚴寒里，由于摸不到拍攝的頭緒，我在克孜爾石窟窄小的洞窟中央默然而立，心和窟外的冰雪一樣涼。回上海后，我埋頭研讀有關于壁畫的書籍，查閱各種資料。

2007年12月，我正要赴歐洲出差，并打算借此機會去到所在多國的博物館參觀學習。時任新疆師范大學教授的朱玉麒先生得知后，推薦我一定要到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館藏部去看一看那些流失海外的西域壁畫。在朱教授的引見下，我與亞洲藝術博物館取得聯系并迅速成行。

佛教大約于公元前二世紀初傳至西域，到公元十五世紀基本隕跡，在西域留下了瑰麗的佛教石窟群。它們融合印度、希臘、羅馬、波斯、回鶻、我國中原等地文化于一體，將古人現實和精神雙重世界栩栩繪錄于石窟崖壁，是西域最偉大的佛教藝術遺存。

1902年，伴隨西方國家中亞探險的熱潮，德國皇家吐魯番考察隊先后四次對西域各地石窟進行大規模的壁畫割取。造成損失以最古老的克孜爾石窟為甚，被割面積達400平方米以上。此外，庫木吐拉、森木塞姆、柏孜克里克、高昌故城、勝金口、吐峪溝、阿薩等石窟遺址也不同程度受到傷害。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收藏這些壁畫的德國柏林民俗博物館將它們分藏于各地保存，但40%的壁畫仍未能逃脫戰火的摧毀，其中不乏西域壁畫之絕品。原蘇聯紅軍在戰亂中也劫走了一小部分壁畫。另外，德國拍賣了部分壁畫，導致它們遠流美、日等國。還有一部分至今仍收存于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之中。

在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我見到了這些西域壁畫。它們有的被擱置在成排的架子上，碎裂而模糊，有的被修復陳列在墻上，精致而壯美。這些脫離了母體的殘片，在我腦海中投射出洞窟中傷痕累累的壁面。與洞窟現存的壁畫相比，它們一如海外遺孤，經歷更為坎坷，也更為傳奇。我心下感到無比憐惜，想到與它們的相遇僅是這短暫交錯的瞬間，不禁悵然若失。于是，我告訴自己，要把它們的影像記錄下來。我求見老館長Willibald Veit教授，在愉快的交流之后，向他申請了兩天時間，在館藏部及展廳內進行自由拍攝，教授欣然應允。當然，面對這么大的工作量，兩天時間還是很緊張的。來不及為每張圖片支設腳架，我就端著數碼相機在地下室里上下攀爬，來回穿梭，在一個恒溫的環境下竟一直揮汗如雨。回想這短短兩天的拍攝過程，猶如激情迸發的短跑沖刺，興奮之余又意猶未盡。回上海后，好友馬秦先生很及時地送給我一套由勒柯克和瓦爾德斯密特合著的《新疆佛教藝術》，我一邊整理調試圖片，一邊了解它們的來龍去脈和背后的故事。

2008年1月，我在新疆庫車地區的多個石窟群進行拍攝，在洞窟里度過了整個春節。5月，我在烏魯木齊舉辦《玄奘取經之路——丁和尋訪影紀》攝影展。我將入口處的一號展廳作為西域石窟壁畫特別展廳，其中一半是德藏壁畫，另一半是石窟現存壁畫。在展廳神秘肅穆的仿石窟環境中，我看到人們停駐腳步凝神端詳。他們中的許多人恐怕還不曾去過千里之外的洞窟，卻在這個時間和空間里被它們撞擊著心靈。錯過才覺得珍貴。我們曾經渾然不覺、視若無物的偉大文明被別的民族所覬覦和珍視。這值得我們深刻地自省和思考。展后，我將精心制作的壁畫圖片贈與龜茲石窟研究所，作為對他們工作的支持、鼓勵和感謝。

我是幸運的，能夠親見那些遺失海外的精美壁畫。這些西域壁畫讓我品味到了歷史五味，窺見人們技藝與精神跌撞成長的過程。每每在屏幕上打開圖片，一倍倍放大，其中大膽的色彩鋪陳與精細入微的線條勾勒，讓我看到屬于我國某一歷史時期，卻又來源于其他文明發源地的更博大的文化藝術范疇。從佛的無數的臉與形態，眾神和俗眾無數的臉與形態上，我看到畫師們精神的融入。這也許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德藏新疆壁畫》由于一些原因擱置了多年。在此處我想強調，這是一本以攝影為根本的書。以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廳以及館藏部的壁畫圖片為主，配合少量今洞窟實景圖。在文字內容上我不敢妄加學術性論斷，而是參考了不同時期的專業學者和研究機構的書目和資料文章，其具體明細將在書中列出。它就好比是我拍攝壁畫和以此為切入點學習西域佛教歷史文化的一本大筆記。當然了，編輯這樣一本書，在文字籌備和圖片調試上的工作量都是巨大的。首先是給壁畫定位，亦即找出它們原先所出的洞窟并盡可能精確對應到洞窟內的具體位置。其難度有三：一是原德國皇家吐魯番考察隊在短時間內成批割取壁畫，工作量巨大，未免導致原始記錄的混淆和錯誤。加上當時洞窟還未被官方機構統一編號，考察隊對于洞窟只是按照位置、事件和片面描述進行隨機命名。這就常使后來的研究陷入模棱兩可的困惑之中。二是考察隊將壁畫分小塊割取，裝運回到德國之后再進行拼復還原，在拼合的過程中不排除有混拼、錯拼的情況。三是現有各學術書籍對于許多壁畫原有出處的說法不相統一、矛盾頻出。我在書中對于壁畫的歸位以如上材料為基礎，但不偏信一家之言，在進行了洞窟內部的實地考察之后，得出自認為最可靠的結論。由于吐魯番盆地各洞窟群的考察和總錄制作的工作仍在有關官方機構緊鑼密鼓的籌備之中，故我書中對于吐魯番的各石窟信息記錄較為粗略，望讀者包涵。另一項大的工程是壁畫圖片調試。海外壁畫和窟存壁畫在一百多年內歷經不同的人為操控和保存環境。據我推測，德國工作人員曾對它們進行了酒精等化學品擦拭以及拼接處和損毀掉落處的再上色。相當數目的壁畫，其色彩已經和原來面目相去甚遠。這給我校色帶來了極大的困惑。是忠實于它們今天的樣子還是讓它們和所出洞窟的色彩相和諧一致？我思考了很久，最終決定盡可能讓它們接近窟存壁畫的色彩，也即還原它們百年前的原貌。這樣或許可以稍稍滿足我和讀者對于失而復得的美好想象。

我的壁畫拍攝經歷，有機也有緣，并不轟烈，但對我而言意義綿長。作為一個佛教的崇拜者，作為一個西域文化的追隨者，也作為一個手執相機的記錄者，我希望我的圖片不是過目即忘的電子文件，而能成為一些人的“眼”，看到那已經逝去的過往和正在發生的當下。在我國與亞歐非諸國推進“一帶一路”的今天，回顧古絲綢之路沿線悠久的歷史文明和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傳承，或許能帶來新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