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也體現在政府文件上。有的舊文件要廢止，如李克強總理所言，別將它當作權力繼續“把著不放”。有些新文件，順應著改革的大方向，則要加緊落實。如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于推進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意見》，雖然政策性強，真正落實到位還要下一番功夫，但其釋放出的信號卻明白無誤，那就是“法”在治國理政中的權重進一步加大。

擇“意見”之要者：2017年底前，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均要設法律顧問，黨政機關（包括國企）在討論、決定重大事項前應聽取法律顧問和公職律師的法律意見，未按“意見”行事而造成重大損失或嚴重不良影響的，均要對主要及相關責任人追責，如此等等。公眾在“意見”的字里行間中，不難領略法律在決策層面地位的迅速上升。

“意見”選在這樣的時間出臺，或兼有水到渠成的考量和箭在弦上的緊迫。依法治國是具體的。曾經，“依法”的強調多在理念層面。經驗中，民營單位（企業）倒是更倚重于法律。我熟悉的一個小小私營口腔診所，成立沒多久，每年不惜花費上十萬元禮聘法律顧問，不用說更具實力的民企老板常常將所聘律師奉為座上賓且事事就教于斯。他們向法律討要安全感，向法律探尋經營的底線，也靠法律在市場的海洋中找到自身的坐標定位。

反觀機關單位，和法律的關系不能說是倚重，更多體現于是否自覺遵守。非法律專業的單位固然成立了法律顧問室一類的機構，也配置了相關人員，但這些機構及人員平時的作用體現不明顯。遇上法律案件，“一把手”出面（庭）還是近期出現的新聞，以前更多是法律顧問全權代理。公職負責人的眼中，上下級關系更具有決定性，倚重的是行政手段，更不用說法律顧問或律師參與單位重大事項的決策。

法律自然不止于決策層面，而是緊隨各個層級公權力的行使。最近發生的警察查驗居民身份證事件，使警權問題再次被輿論聚焦。問題其實很簡單，警權的存在是社會正常的保障，關鍵在于其執法過程中的所依所本。公民權利意識淡薄的以往，警察無來由的一聲吼都可能讓百姓忌憚，現在理直氣壯向警察討要執法的依據幾成常態。這當然是社會的進步。

依法治國從理念到行動的進程，也是“法”在社會生活尤其在公權力行使中權重加大的過程。在一個缺少法治傳統的國度里，依法治國講求漸進，雖有“急不得”的內在邏輯，但在國內外大勢的影響或壓力下，也不宜太過從容。如果說，一個標志性事件往往促使“法”的權重進一步加大，民眾所期望的，只是化解類似沖突來得更理性、更平順。

在許多發達國家，公民“有事找律師”已習以為?！，F在我們的公職單位也將行事如斯，這無疑對律師等專職人員提出更高要求。當然，這又是另一回事了。（梅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