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遷只是開始

比搬家更費勁的是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重塑。即使是一個家庭的兩代人,也會有著不同的想法。

與離開大山而慶幸的年輕人相比,王亞紅的公婆的態度正相反。他們在新居住了幾個月后,就跑回老屋去了。

根據政策,搬遷群眾的耕地及祖墳等不隨遷。故土難離,也是老人們在這片黃土上最深的根脈和依戀,他們不愿意去遠處生活。

張銀娥和王亞紅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年底能帶著兩三萬塊錢回來,這是家里目前的主要收入來源。剛遷新居時,居住條件好了,王亞紅開心得走路時都哼著小曲兒。但兩個孩子一天天長大,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自己又無法出去打工,她漸覺生活沉重。幸福其實離他們很近,父母健在,兒女雙全,家庭和睦,只是手里沒錢。

王新強一次次地跟農民們講,脫貧是一個過程,下山還只是第一個階段。從中央到縣里,決心都很大。“政府花這么大的力氣搞易地搬遷,絕不是完成幾個指標那么簡單,我們要改窮業、換窮貌,還要和全國人民一道全面小康。”

房子再漂亮,沒有產業支撐,精準扶貧就是一句空話。結合隴原大地的優勢,種植核桃等干鮮果成了一個來錢的渠道。通過安置新村產業示范帶動,全縣累計建成優質干鮮果基地47.2萬畝,年均總產量8620萬公斤、產值3.98億元;建成各類養殖小區145個、規模養殖場100個、養殖專業村50個、規模養殖戶1300戶,畜禽飼養量達到415萬頭(只);建成7個千畝蔬菜種植基地;年均種植半夏2萬畝、畝均收入1.5萬元以上。

告別了川道往上行,離天愈發近,白云像溫柔的母親,在她們的注視下,山上的核桃樹已開始掛果。幾年后,核桃和大麻產業將成為幾個村子農民致富增收的“搖錢樹”。

“從我所接觸到的異地扶貧搬遷項目來看,效果總體上是積極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主任范小建告訴記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扶貧工作以來,異地扶貧搬遷就一直作為一項重要的扶貧措施。

首先是在甘肅河西、定西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開展,當時叫“吊莊”,即把山區的部分窮人搬出來,解決“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問題。后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從“農業吊莊”又發展到“工業吊莊”,即一部分人通過勞務轉移的方式來安置。在各地陸續開展后,形式不斷創新。

“起初,故土難離的情結深厚,在繼續留守還是遷走之間,村民們也曾有過不認同甚至抗拒。”王新強說。但是殘酷的生態現實并未對這些飽受貧困之苦的人們多一絲憐憫。趙堯村的搬遷始自2013年一場可怕的泥石流災害過后。塌方的老屋,一次次受損的家園,再加上縣鄉干部苦口婆心的勸說,村民們終于堅定了搬遷的決心。

余翠竹有兩重身份。一是清水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文明辦主任,二是清水縣趙堯村下基層干部兼“第一書記”。

她告訴記者:本著自愿搬遷的原則,縣里嚴格按照上級要求篩選搬遷對象。主要是生存環境差、不具備基本發展條件,以及生態環境脆弱,限制或禁止開發地區的農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和同村同居住地同步遷出的非建檔立卡人口,優先安排位于地震活躍帶及泥石流、滑坡等地質災害威脅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在各地的調研中,范小建也發現一些突出的問題。

一是類似王小增一樣,越窮越搬不了的人群。國家的補貼有限,不足部分要貧困人口自己出,他沒有那么多錢,最后就變為誰有錢誰就搬,沒錢就搬不了了。如果要搬,就要去借很多錢,為了搬家反而欠了更多的債,成了“搬遷致貧”。

二是像王亞紅一家人一樣,搬遷后的產業發展和就業問題日漸顯現,導致搬得出,但穩不住,也沒能致富。“農民剛搬遷后高興幾天,很快就高興不起來了。”

三是遷出地的土地和山林,雖然產權還是農民的,但經營起來很不方便,需要有個適當的處置。“當然最重要的是堅持自愿,如果是自愿搬遷,就算是有了問題,農民自己可以消化,如果不是自愿,那一旦出了問題,一切都要政府來解決。”

范小建還提醒,要根據搬遷者的需求提供必要的培訓,創造平等的發展機會,并不是只要搬遷了就一定會富裕起來,必須要有一個過程。

“搬遷只是開始。”他說,后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人均兩畝園,收入上萬元。”這是王新強描述的清水縣脫貧目標,截至2015年底,全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486元。如能實現,將是一個可喜的翻番,王亞紅們將會離實實在在的幸福又近一步。

與此同時,王新強還注意到,現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南方一些工廠倒閉,外出務工的男人們又傾向于回到清水來。縣里正在研究怎樣為這些家庭支柱們開拓更多的產業和就業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