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統計，截至目前，一共有超過20個省、自治區出臺了對降價藥品的采購和報銷方面的政策，藥品降價正逐步落地。這意味著，用于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替諾福韋酯和用于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埃克替尼、吉非替尼等3種藥品的降價幅度分別達到67%、54%、55%。相關患者的治療費用有望打對折。

在“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的特殊時刻，如此給力的藥品降價措施，無疑是醫改帶給患者的一次巨大紅利。

然而，這個紅利是一次性的，還是長期有效的？目前看還存在一定的變數。因為，藥品降價在我們國家早已經不是新鮮事了，不少藥品的價格在歷次降價風潮中，早已經被減得很低，但人們每次看病的花銷并未顯著減少，用于購買藥品方面的花費也依然不低。

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藥品價格，不但承載著藥品本身的各類成本，還承載著體現醫療效益的重要任務。藥品降價的同時，就意味著與這些藥物相關聯的所有的醫療服務隨之“貶值”，這對于需要自己掙錢來“養活”自己的各個醫院而言，不啻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黑洞”。如果沒有填補的手段，將直接導致醫院的運營難以為繼。

這就是導致我國歷次“藥價”降低之后出現“降價死”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每次醫療服務要依托于藥品價格的15%來體現價值，這意味著每一次診療后的處方，如果不能達到三四百元的價格，醫院及當事醫生就很難獲得基本的價值體現。

說到這里，話題又回到了以藥養醫的老問題上來了，如果每次診療，不出具三四百元的處方額度，那么醫院就連六十元錢的收入都不能保證，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或一批藥品的價格下調，是很難真正降低整體的醫療花費，因為醫生很容易通過聯合用藥，或者尋找高價藥，或者使用藥品以外的方法，來填補藥品降價帶來的經濟損失。

這里面不僅僅涉及醫療的道德問題，更涉及醫院自身的生存問題。一個藥價，背后體現的是醫院、患者以及一些相關機構之間，最基本的利益博弈，也大體反映出，不同群體在現有的醫療運營下，各自的利益訴求，“藥價”能不能合理，反映的恰好是我們的醫療政策是不是合理。

現在，一批用于治療慢性乙型肝炎和非小細胞肺癌的藥物價格大幅度下調，這肯定能在一段時間內降低上述兩類患者的治療費用，但這效果能不能持續，關鍵就在于，醫生能不能從廉價藥物中也同樣有所獲益。因為，醫改要讓醫生與患者都滿意，同樣是衡量醫改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如果，不能利用藥品的降價契機，適時理順醫療服務的價格體系，我們為降低“藥價”做出的每一次努力，都可能成為緩解“看病貴”旗幟下面一次次的例行公事，安慰作用遠大于實際效果。

□鄭山海（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