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于7月1日正式生效，支付機構將對客戶實行實名制管理——這是一條被預熱了長達半年的新聞。然而，如今新政已生效近半個月，但各家企業的執行狀況卻并不相同。7月10日下午，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豫甲在微博上實名舉報微信支付未落實央行實名制新規，算是為此提供了注腳。(《中國青年報》7月12日)

王豫甲律師對于微信支付的舉報，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未執行《新規》第六條關于支付賬戶應當實名制管理的規定、未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法》對于實名制的相關規定。二是，微信支付未落實支付賬戶分級、限額管理；三是交易限額管理的執行不嚴，有違央行保護客戶資金安全的初衷。對照央行發布的《辦法》，這三點可以說是第三方支付實名制管理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說，在這些方面執行不嚴，將直接架空《辦法》的嚴肅性和實際效果。

必須承認，從新規出臺到落實執行，期間必須經歷一個過渡期。事實上，自新規的正式發布到執行，相關部門其實已經設置了一個半年的緩沖期，按理說已經足夠令各家企業進行對應的準備和調整。而根據《辦法》要求，2016年7月1日之前，各支付機構實名率就應該滿足95%以上。且屆時未進行實名登記，支付寶、微信賬戶將受限。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顯然與規定的要求相差甚遠。

仍以微信支付為例，根據此前的公開報道，微信月活躍用戶數為7億左右，其支付功能的綁卡用戶為3億左右。換言之，在實名制新規落地之前，微信支付的非名實用戶數量至少為4億以上，占比超出50%。而在理論上，按照《非銀辦法》規定，4億戶非實名賬戶以及3億戶綁卡賬戶中的假實名賬戶，在今年7月1日以后將不能使用微信支付業務，同樣也不能收發紅包了。但從王豫甲律師的驗證舉報和目前微信用戶的反饋來看，未實名用戶的支付業務，恐怕并未受到明顯的影響。這種現象的出現，到底仍是企業客觀上的“準備不足”，還是規定執行上主觀忽視或消解，值得相關部門予以調查。

網絡第三方支付屬于一個創新行業，如果在一開始缺乏必要的規章約束，或是突破既有的管理制度范疇，并非不能理解。包括在此前并未實行普遍的實名制，都有其客觀必然性。然而，《非銀辦法》的正式生效，意味著這個領域不再是完全由市場自發生長，而進入到一個有管理和制度規范的時代。在這個背景下，企業對規則和制度的適應越快，也就是越快的切換到了企業發展的安全模式。這不僅僅是指第三方支付的用戶權益能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更是指一個企業應在符合規定的安全環境下生存和發展。

不可否認，由非實名走向實名，不只需要企業的調整，也必然要求用戶習慣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一定程度的“不適”，完全可以理解。但對于企業和各第三方支付平臺而言，不能因為實名制所可能暫時給用戶帶來“不便”，而被龐大的用戶數量所綁架，從而對于相關部門的規定與實際安全隱患視而不見，更不能把實名制視為一種負擔。在當前的實名制較為普遍的社會，用戶對于實名制的暫時“不適”乃至“抵觸”或許并沒有那么大。相反，恰恰是企業自身最需要帶頭邁出轉變的步伐。

對于微信支付的實名制要求落實不力，其一是使得非實名制下的支付安全隱患問題未能得到及時解決；二是將帶來“破窗效應”，也客觀上會加大市場中的不公平競爭。王豫甲律師就微信支付未落實央行實名制新規向央行進行實名舉報，為此敲響了警鐘。希望央行等管理部門盡快作出回應，各支付平臺企業也當對照《辦法》進行自我排查。（王　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