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淵靜生于1924年，今年已92歲高齡了。在他的人生歷程中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海外度過：他是日據時期臺灣的高中生、是香港回歸前在港活動的地下黨員、是有多年駐海外經驗的外交工作者……有這樣一種說法，走出國門才會明白“祖國”的意義，這句話用在潘淵靜身上，格外貼切。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難想象面前這位老人已經92歲了。他每天仍然讀書看報，家里訂閱了很多涉臺雜志、報刊，仍然在保姆的陪同下到戶外散步一小時。“只是走得很慢而已。”潘淵靜的太太笑著說，隨手撫摸老人的胳膊。白頭相伴的日子，時光很靜，很長。老人耳朵不好，很多話需要太太幫忙“翻譯”，老太太對“臺字號”的情況也非常了解。“其實我跟臺灣可沒有什么關系。”老太太說。這么關心、了解臺情，也不過是因為嫁了過來。在那時候，選擇潘淵靜是挺“冒險”的：他不僅是個臺灣人，還是個在海外工作的地下黨。“我們結婚的時候，他的身份還不能公開呢！”如今那些驚心動魄都過去了，再說起來，也不過是老兩口嘴里，一些淡淡的往事。

光復后的第一屆臺大生

“當時在臺灣，如果小孩子哭鬧不停，只要大人說了一句‘日本仔（日本人）來了’，小孩就嚇得不敢哭，可見日本人是多么的可怕。”說起自己在日據時期的臺灣度過的童年，潘淵靜還記憶猶新。但讓他印象更深的，當然是自己作為一名大學新生所親歷的臺灣光復的日子。

1945年，潘淵靜剛剛考入臺灣大學醫學部。因為戰事頻仍，本應春天開學的學校遲遲沒有上課。當年3月，美軍占領菲律賓，日本侵略者擔心美軍登陸臺灣，強征全臺中學以上的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去為他們站崗。“那時我們被調到淡水河邊的觀音山挖戰壕、修工事，親眼看見了美國飛機轟炸臺北，擊中臺灣總督府的場面。”

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被當做準軍人奴役的學生隊伍就地解散，潘淵靜興高采烈地回到家中，參與慶祝臺灣擺脫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我們家住在臺北市近郊士林鎮，鎮里媽祖廟內的‘七爺’、‘八爺’都被抬出來游行，盛況空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令他來臺接收臺灣。陳儀是10月24日乘飛機到達臺北松山機場的，當時的歡迎隊伍從松山機場起連綿好幾公里，一直排到市內，人山人海。作為臺大學生的我排在歡迎隊伍的最前頭，在松山機場里迎接陳儀的到來，那時的興奮心情至今難以忘懷。”

臺灣光復了，潘淵靜心中涌起巨大的報國熱情。受“工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他決定轉系學習理工學科。“日據時代臺灣青年是不能學理工科的，所以光復以后我就要求轉系。當時臺灣大學光復后的第一任校長羅宗洛還找我談話表示不同意，我跟他說：‘為什么不行呢？我是臺灣高等學校理科的畢業生，學理工科很合適！’就這樣，我成為了光復后臺灣大學第一屆土木系的學生，而且還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秘密招待所里的婚禮

潘淵靜和不少老臺胞都曾提到，若不了解臺灣民眾當時是在怎樣的屈辱中期盼過光復后的生活，不了解光復之初臺灣人民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懷有多殷切的期待，就不能理解“二·二八”事件。“是腐敗的國民黨政府讓臺灣人民傷透了心。”

像不少進步青年一樣，潘淵靜是通過“二·二八”把革命的種子埋在了心里。“二·二八”事件遭到國民黨政府鎮壓后，他開始尋找渠道離開他生活了20余年的故鄉。

他要往北去，去祖國大陸，去解放區。

機會終于來了。“那時候我們聽說我士林的前輩何斌已經成功到達了大別山解放區，不少同伴都很向往。1949年3月，在臺灣中共地下黨的介紹之下，我跟何斌的弟弟一起從基隆乘坐‘中興輪’離開臺灣，抵達上海，暫住在上海臺灣同鄉會。那里也有地下黨員活動，很快，我們就收拾行囊，加入了浙東地下黨的游擊隊。”

在游擊隊里，這個一直向往革命的大學生終于見到了人民子弟兵的真實面貌：“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時候游擊隊是白天休息，夜里行軍。白天我們借住在老鄉家里，所有的戰士都睡在地上，連老鄉家的床都不會占。解放軍的軍紀嚴明、朝氣蓬勃，讓我終生難忘。”

很快，江浙地區相繼解放。潘淵靜還一度參加了“臺訓團”，希望能為解放家鄉出力。而兩岸對峙局面形成之后，潘淵靜接到了一個新的任務：前往香港從事地下工作。

“那時候的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根本不允許我們黨公開活動。所以，我們是采用秘密身份先抵達澳門，再從澳門偷渡到香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接觸、聯絡在港的臺胞，向他們宣傳大陸、宣傳新中國、宣傳黨的政策。那時候海外對我們黨的‘臟水’潑得可厲害了，到處都是什么‘共產共妻’一類的宣傳。而我的工作就是告訴他們大陸真實的情況。”

近兩年諜戰劇在大陸方興未艾，作為親歷者，潘淵靜卻把一切都說得云淡風輕。“那時候我們每隔幾天就會換地方住，跟人家介紹也都是假身份。結果有一次，我跟房東撒謊說我在某某公司工作，誰知那個女房東看上我了，還偷偷跑到我說的那個公司去看我，當然是找不著了！”

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質，潘淵靜的個人問題就一直擱置了下來，直到1957年，33歲的他實在“忍不住”了。“我跟組織上說，我都33歲了，再不成家，估計就要一輩子打光棍了！”

就這樣，組織上為他安排了幾次相親，誰知第一次同女孩見面，潘淵靜就把女方“嚇”了回去：“第一次相親的那個女孩問我，你家是臺灣的，那你是不是臺灣解放以后還要回去啊。我當時也沒多想脫口而出：‘那當然了。’”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幾次相親不成，潘淵靜在香港的領導將自己的堂妹介紹給了他。“我的堂哥之前就曾經在臺灣做地下工作，后來被派到香港，所以我并不害怕他以后要回臺灣。”潘淵靜的太太說。

就這樣，兩人一見傾心，當年就結了婚。

“雖說是結婚，可是我們當年什么儀式也沒有。那時候他的身份還不能公開，回大陸只能住在秘密招待所。我們兩人就在秘密招待所拍了個照片，請親友吃了個飯。席上只有他的領導我的那位堂哥加上我的一個姑媽幾個人。其實我父母那時候還健在，但他們都在上海，而秘密招待所的地址在天津，所以他們也不方便過來，連父母都沒在，吃個飯拍個照，就算結婚了。”聽起來，阿姨還是難免有些委屈的，但是即便懷著這淡淡的委屈，幾十年也這么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