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調研表明,我國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比例過低,全國刑事案件律師參與的比例不足30%,有的省甚至僅為12%。全國律師人均辦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且其中還包括法律援助案件。原因何在?

一是與我國現階段侵犯財產犯罪案件在犯罪案件總量中居多有關。在我國刑事案件總量中,侵犯公私財產犯罪(詐騙罪、搶奪罪、搶劫罪等)案件多年來一直占到80%以上。其中盜竊罪案件占到犯罪案件總量的60%以上。這類犯罪的主體社會地位一般不高,很多人因經濟收入拮據不愿或不能聘請律師；這類犯罪事實比較確鑿,案情相對簡單,犯罪主體容易認罪,因此,不太愿意聘請律師；這類犯罪的案值(除搶劫罪是行為犯,不計案值外)一般難以達到數額巨大、可以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案值標準,而我國的法律援助長期以來是判處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方可申請法律援助。一般來說,嚴重侵犯人身權益的刑案,適用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很少,而占據犯罪總量80%以上的侵犯財產案件容易適用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這也降低了此類案件對于辯護律師的需求。

二是律師辯護的風險較大。刑法第306條所規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偽證罪”,是高懸在律師頭上的一把劍。此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都可構成此罪。一旦當事人或證人在庭審時所作的陳述與之前不同,就可能引起有關方面不滿,繼而可能采取某些手段再次使得當事人或證人變更陳述。在此情況下,現在的刑事律師幾乎不會親自去調查取證,一是取證能力有限。二是不敢取證。當事人親屬有什么證據提供的話,律師也都是讓其直接交給偵查機關,避免直接接觸證據,因為有不少律師因疏忽、經驗不足而栽在證據上。

三是執業環境不理想,辯護成功率低。由于長期以來公、檢、法之間配合有余,制約不足,庭審無法實質化。在某些地方,公安在偵查階段不會向律師出示他們所掌握的證據,案子什么時候移送檢察院也不通知律師,這個階段能做的工作就是會見犯罪嫌疑人；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能做的就是復印案卷材料,想找承辦檢察官反映辯護意見,常常是沒人理你,案件什么時候移送法院也不一定會通知律師。檢察院和法院給律師復印的證據材料也不會全面,且往往是在離開庭只有很短的時間才給律師,沒有充足的時間讓律師收集反駁證據,到工商、銀行等部門取證也非易事。在審判階段,往往定好開庭時間后只提前3天通知辯護人。導致很多律師的辯護意見就是自首、偶犯、初犯等等,換個犯罪嫌疑人的名字一樣能適用。上述情況在經濟發達地區相對好一些,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較為嚴重。

四是容易與犯罪嫌疑人的家屬發生矛盾。委托人只希望盡快把人放出來,把能否達到此目的視為這個律師是否有能力及盡了力的標志。事實上律師很難達到委托人的這個不合實際的要求,但他們不會認真接受律師的合理意見和解釋,于是一旦不能得到這個判決的結果,他們就會向律師發難,甚至向有關部門投訴。

五是律師的刑辯成就感較低。這主要表現為律師難有工作業績和刑事案件普遍收費偏低。往往是刑事律師窮盡了自己的專業技能和經驗,發現了案件中的疑點,最后被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輕易用事后補充的證據給抵消了。能夠在辯護中最終達到自己目的的律師,鳳毛麟角。又有相當多的委托人知道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并不大,很多家屬只是請個律師參與會見,傳遞一下信息,因此即使他們有能力也不愿意支付過高的律師費。

綜上可知,我國刑案律師辯護率較低,主要是目前侵財案件較多和律師職業環境不夠理想兩類因素所致。解決之道主要是改革司法體制,實現以審判為中心,做到庭審實質化；建立必要的律師履職責任豁免制度；擴大刑案法律援助范圍；提高對刑案律師辯護重要性的認識。要樹立沒有律師辯護的重大刑案,是不公正的審判的現代法治思維。在我國已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中,涉及律師辯護權的就占了兩項,一是第二項所規定的“有相當時間和便利準備他的辯護并與他自己選擇的律師聯絡。”二是第四項所規定的“出席受審并親自替自己辯護或經由他自己所選擇所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如果他沒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這種權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沒有足夠能力償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費”。在切實提高刑案律師辯護率的前提下,再來考慮進一步完善制約律師濫用權利、踐踏職業倫理的制度。（郝鐵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