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向軒才8歲。

紅軍哥哥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比中央紅軍整整晚一年，從桑植劉家坪開始長征，當時我生下來才18天，尚在襁褓里，父母把我放在小騾馬馱著的搖籃里，帶著我走上這條偉大的征途。提到9歲的向軒，父親叮囑母親在照應我的同時，也照應他一下，得空教他識幾個字。他雖然比較頑皮，但有一股蠻勁，過不了幾年就是一個好兵。

母親知道賀英三姐妹的死，是父親心里永遠的痛。他要帶9歲的向軒去長征，是把三個姐妹給他留下的痛轉移到這個孩子身上，于是對父親說，應該把他帶走，但能不能活下來，就看他的造化了。

畢竟還是個孩子，長征過澧水、沅水、赤水河，穿越烏蒙山，橫渡金沙江……官兵們苦不堪言，他卻一路蹦蹦跳跳，不覺得有多苦。當然沾了我父親的光，部隊為我和母親準備了一匹小騾馬，也給他弄來一匹。剛上路的時候，南方多田野和水洼地，他騎著那匹小騾馬，隨興所至，時不時猛抽一鞭，馬蹄踏起的泥水沿路濺了戰士們一身。父親得知此事，雷霆大怒，說那還了得，他小小年紀就忘記自己是誰了，把他的馬收了。他拽著韁繩痛哭流涕，說大舅，饒我一回，我再也不敢了。

長征翻山越嶺，忍饑挨餓，日夜兼程，考驗著每個人的耐力和生存能力。四哥憑著年齡小，故鄉桑植的長輩多，經常游走在他們中間，蹭點吃的。當然，他打攪最多的，是我母親。因為我那時太小了，許多叔叔阿姨都寧愿自己餓肚子，也要給我省一口。他來了，有我一口，就有他一口。到十分難走的路段，比如爬雪山、過草地，他累了或餓得走不動了，我母親背上背著我這個出生才幾個月的嬰兒，手上牽著他，咬緊牙關，一步一步向前挪。3個人始終相依為命，不離不棄。

到了宿營地，母親除去做宣傳工作，還要及時把我換下的衣服和尿片洗好烘干，這時他來了，就讓他搭把手，抱著我在屋子里轉幾圈。

1936年10月，由紅二、六軍團改編的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同年12月在山城堡與胡宗南的部隊打完最后一仗，移駐陜西富平縣莊里鎮，等待改編成八路軍第120師。到達陜北后，我母親留在紅軍總政治部工作，他也留在延安。但這時，他已經是個具有豐富人生閱歷的小大人了，雖然還是一個小小的通訊員。

在延安，他還鬧過一個笑話，那是去某機關送信，當地站崗放哨的兒童團攔住他，對他的身份表示懷疑。他蠻勁上來了，說怎么著？不相信哥哥是隊伍上的人？我不僅上過戰場，還是紅軍出身呢！兒童團員們更不信了，說他吹牛，攔住剛好路過的毛澤東給他們評理。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問，你說你是紅軍，有什么證據？他說他參加了長征，爬過雪山，過過草地。毛澤東非常驚奇，你這么小就參加了長征？如果真是這樣，當然是紅軍，但誰能證明呢？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大舅和舅媽。毛澤東說：噢？你大舅是誰呀？他說：賀龍！毛澤東這時笑了，說你這犟伢子，是賀胡子家的人啊，現在我信了。

時間一晃過了80年！當年跟隨紅軍長征的我們，從兩個孩子，不知不覺間，我年至八旬，他將過90歲生日，都到了朝不保夕的時候。在我父親帶到四川的親人中，別說比我父親還高一輩，在紅二、六軍團以最大年齡參加長征的賀勛成爺爺，還有我堂叔賀文岱，就連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幾個哥哥中，也只剩下四哥向軒還活著。我很慶幸在他的90歲生日到來前夕，來成都看望他，很慶幸他即使患病住院也無大礙。人間重晚情，說什么他也是我哥哥，我僅剩的紅軍哥哥啊！

回到北京幾個月后，他寄來了孩子們給他過90歲生日的照片。那是一場別出心裁的聚會，趕來慶賀他生日的人，都穿著灰色的紅軍服，唱紅軍歌，跳紅軍舞，其樂陶陶。同樣也穿著紅軍服的他，頭戴隨生日蛋糕送來的那種紙皇冠，笑得像一個鴻蒙初開的孩子。

2016年6月15日—7月27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