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上每一點的積極向上、攻堅克難、樂觀拼搏、熱心助人的精神，似乎都能從父輩身上找到源頭。”

孫聿簡介

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九屆、十屆北京市政協常委。曾任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采訪孫聿時正好臨近中秋。她說這個團圓的節日對她而言，更有著一段溫暖深刻的回憶。

13年前的中秋，身體已經很虛弱的孫克驥將軍從醫院回到南京的家里。團圓的氣氛飽滿濃重，孫聿與母親、六位弟妹一起，圍坐在父親身邊，一首一首唱起父親喜歡的歌曲，《延安頌》《在太行山上》……但孫克驥已經唱不動了，他閉著眼睛，面帶微笑聽家人唱歌，看起來很滿足，也似乎沉浸于對往事的回憶。旋律在家中回蕩，父親過往對生活的熱愛和樂觀也在孫聿心中一再回閃。

這個場景實在難忘，以至于孫聿在此后的每個中秋，都會默默哼唱起那些老歌。歌里有父親的崢嶸歲月，也有孫聿對父親的思念……

孫克驥

吳烈

“好好學習、好好工作”

1944年，是新四軍一師一旅政治部的宣傳科科長孫克驥和政治部服務團的團員束穎結婚第四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初為人父母，孫克驥和束穎才知道，對子女安危的擔憂遠遠高于自己面對戰爭的恐懼。

但在戰爭年代，部隊要打仗，他們不得不將孩子和孩子外婆留在老百姓家里。有一次，日本鬼子大掃蕩，當地老百姓就將她們祖孫倆送到離村子很遠的草垛里躲起來，隔幾天給她們送點吃的。夫婦倆當時想，孩子怕是活不成了，異常傷心和難過。1945年日本投降，孫克驥夫婦回到江蘇原駐地，驚喜地發現，孩子不僅活著，而且牙牙學語了！

這個孩子，就是他們的大女兒孫聿。

自記事起，孫聿一方面很少在家看到父親的身影，“更別說閑談了，有時他和我們兄弟姐妹一起吃晚飯，也總是匆匆忙忙，飯桌上也從來不說工作上的事，更不允許我們過問。”孫聿回憶，少有的與父親共進晚餐的時間里，他對子女說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學習、好好工作”。

另一方面，在年少時不多的相處時間里，孫聿也感受到了濃濃的溫情，“我和弟弟妹妹上小學的時候，都住在學校，每到冬天，一個個小手凍得皴裂，甚至都是血口子。回到家里，母親因為孩子多也照顧不過來，父親在家的話，就會把水燒好，給我們泡手，然后細心地涂上蛤蜊油。”不同于那個年代常有的嚴厲，孫聿體會到的是“細致入微的父愛”。

后來，孫聿才慢慢理解，父親不愿多談自己的工作，也與他的工作性質有關——孫克驥1932年參加革命，從事地下黨工作，1938年由閩浙贛特委調到新四軍工作。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參加了多項著名戰役……新中國成立前夕，孫克驥曾深入敵后，成功策反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起義，為第二、三野戰軍南渡長江、奪取國民黨的政治、經濟中心南京，解放上海、杭州地區等創造了有利條件，那次策反行動，也成為我黨地下工作的經典案例。

小時候的孫聿不太了解父親的工作內容，但“好好學習、好好工作”的囑托，卻被她刻印在腦海里，因為這一囑托，孫克驥每時每刻都在踐行。“父親生病住院，我們去探望，他手里捧的是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上面圈圈點點，寫滿了心得和旁注。”孫聿提醒父親“在生病呢！”他拿起手中的書告訴子女，“干革命工作沒有這個可不行，生病給了我更多時間看書喲。”

文化大革命期間，孫克驥被隔離，要求子女帶書給他。他邊讀邊做筆記，還做了上千張讀書卡片。“每次探望他都跟我們講讀書心得，講馬列生平，講魯迅雜文，讀唐詩宋詞……當時只覺得他博學，現在看來，他是有怎樣的堅定信念，才能對所遭受的迫害和誣陷不置一詞啊。”父親的好學與樂觀，給予子女們極大的安慰，也漸漸消除了他們淪為黑幫子女而對此后命運產生的恐懼，度過了艱難的日子。

孫聿覺得，父親這種對工作和學習的投入和樂觀的精神，成為最有力的“身教”，潛移默化幫她鑄成在工作上恪守的信念——承擔責任、克服困難、堅定樂觀。

學化工出身，1978年卻到了北京市政協做統戰工作，“那就要做工作中的有心人，多學習。”于是孫聿從到政協起，就養成了剪報和摘抄的習慣，她積攢的厚厚的一摞粘貼剪報的本子上有關于政工方面、統戰方面的文章，還有不少雜文和小評論，閑下來就不停研讀，品味琢磨，使之成為自己工作中的養分……從30多年前寫第一份簡報開始，孫聿時刻注意在實踐中向經驗豐富的老同志學習取經，對他們為自己修改的文章進行認真分析，力求改一次提高一次。多年的刻苦磨煉和勤奮學習，也漸漸使她成為政協辦公廳工作的“行家里手”。

1998年初，已是市政協辦公廳主任的孫聿任務更加繁重了。全會期間，早晨6點多就能聽見她匆忙的腳步聲，監督安排領導和委員們的簽到、主席臺座簽的設置調整以及會議程序的進展情況。晚上，委員們休息了，她還要主持召開負責會務工作的13個職能組組長會，總結當天會務工作……凌晨兩點，當所有人甜夢酣睡的時候，京西賓館內卻亮著一盞淡淡的燈。會議期間高強度的工作，讓孫聿的血壓居高不下，平時吃一片降壓藥就能控制的病情，這時得吃上兩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