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的貧困生，會在學習生活中表現出來，那些假的貧困生，即便能夠提交家庭“貧困”的證明，日常生活也會做出與貧困生身份不符的舉動。關鍵是高校有沒有足夠的耐心對學生進行長期觀察，是不是對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了然于心。

小劉是西安思源學院的一名大四學生，今年他在陜北老家進行貧困生建檔立卡登記后，按規定可以申請6000元助學金生活補助。暑假他持《高等學校建檔立卡貧困戶子女情況證明表》在老家村里蓋了章，回到學校審批時，卻被學校以“購買筆記本電腦不算貧困生”為由，不給發補助款。

高校貧困生認定很容易陷入“套路”。西安思源學院以小劉有筆記本電腦為由取消其貧困生資格，就是這樣的“套路”——按照學生是否擁有某些物品，對學生的貧困生資格進行認定。如此認定的好處是，標準非常清楚，一目了然，學生有了哪些不該有的東西，就不能享有貧困生資助。但如此認定也容易產生問題，比如小劉的專業學習離不開筆記本電腦，而且他的筆記本價格并不高，僅僅因為有這個筆記本，小劉就失去了貧困生的資格，這樣的認定貌似維護了公平公正，其實卻損害了個體的權益。

這樣的“套路”還有很多，比如按照學生提交的家庭收入證明或貧困證明，來評定學生是否是貧困生。其實，有一些證明并不是真實的，如果學生能夠找到人，開一個低收入證明或貧困家庭證明并不難。這就為學校的貧困生評定增加了難度。不少學校的做法是“睜一只眼閉一眼”，默認所有提交的證明都是真實的，并按照這些證明評定貧困生，結果一些并不貧困的學生獲得了資助，另一些家庭貧困的學生如實填寫了收入，卻反而落選。這種不把關的做法雖然有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逆淘汰”。

于是，另一些“套路”應運而生。有的學校以公開演講的方式來評選貧困生，那些想要獲得助學金的學生，必須登臺介紹自己的貧困情況，一些隱私性的信息也要公開披露，全班學生根據他/她的演講進行投票，以票數決定誰是貧困生。如此評選好像是把權力交給學生，以一種民主的方式進行評定，但其伴隨的危險是，傷害了貧困生的自尊，也可能導致投票權的濫用——有的學生未必客觀投票，他們可能把票投給關系更近的同學。最終，應該獲得補助的學生未必能夠如愿，同時卻承擔了一次裸露隱私的壓力。

誰能成為助學金的資助對象？在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師看來，應該是那些品學兼優的貧困生，他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但實際上，無論是品學兼優的品質，還是貧困生的身份，抑或是生活的處境，其認定都不應該是一次性的，都不應該是僵化的，而應該有一個評價體系對學生進行長時段的觀察，以判定其是否需要獲得資助。那些真的貧困生，會在學習生活中表現出來，前提是高校管理者、教師和同學給予他們足夠的關注。那些假的貧困生，即便能夠提交家庭“貧困”的證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做出與貧困生身份不符的舉動。所有這些的關鍵是，高校管理者、教師沒有足夠的耐心對學生進行長期觀察，是不是對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了然于心。

目前，一些高校的管理流于“套路”——雖然也有相應的制度，但對于制度是否存在漏洞以及制度執行是否會走樣，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師并不很在意。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思維支配下，認定貧困生就表現為一次性認定，表現為僵化的一刀切——只要拿出相關證明，就可以獲得資助，只要違反了相關規定，就必須取消資格。至于每個個體背后有怎樣的不同，以及材料上是否有弄虛作假，一些高校管理者和教師并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耐心。

這就是高校貧困生認定陷入“套路”的真正原因——管理者沒把貧困生當成需要給予人性關懷的具體的個人，而是把貧困生理解成一個抽象的、可以用標準來簡單劃分的群體。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必須糾正的錯誤，因為它會影響到學生對公平公正的理解，會影響到貧困生的實際權益。只有以個體思維審視貧困生的評定，才能意識到“套路”的局限和一次性、一刀切評定的弊端，才能把貧困生真正當成需要關注、關心、關照的個體。（北京青年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