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一部名為《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書籍在英國倫敦出版。它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通過深入陜甘寧邊區，在與一批著名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交談后創作的采訪紀實報告集。 然而，距離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這部書不過4個月，由我國著名作家、翻譯家胡愈之先生所譯，以“復社”名義印制的第一版中文譯本就在國內發行了。 于是，這部書籍便有了一個更加廣為人知的名字———《西行漫記》。

《紅星照耀中國》的誕生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帶著對革命的諸多疑問，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著生命危險進入到陜甘寧邊區，成為來到這個紅色區域采訪的第一個西方記者。

到達陜北后，斯諾見到的第一個中共高級領導人是周恩來。很短時間的接觸，周恩來給了斯諾這樣的印象：“他頭腦冷靜，善于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么‘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此后，斯諾又見到了毛澤東、彭德懷、林伯渠、徐海東、徐特立等人，與他們進行了十分深入的交談。此外，為獲得第一手資料，斯諾從保安（當時的臨時“紅都”）出發，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是和國民黨部隊作戰的前沿陣地了。最后冒著炮火，他又折返保安。在獲得了大量、豐富、新鮮的采訪及實地考察資料后，返回北平的斯諾，開始寫作一系列通訊報道。當然，這批報道最先是斯諾供職的英、美數家報紙發表的。發布之初，便因其全然不同的形象和聲音，引起轟動。接下來，這些作品被匯聚起來，由英、美幾家大的出版公司發行，這就是《紅星照耀中國》的大致來歷。

出版后不過幾個星期，這部書行銷五版、10余萬冊；第二年元月，這部書的美國版本由著名的蘭登書屋發行。接下來，俄文、法文、瑞典文本……很短時間內，該書成了一部國際上十足的暢銷作品。

一部有著這樣內容的作品，對于通過“合法政府”的宣傳來了解中國現實的外國人士，當然異常新穎，所以受到歡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國國內，由于當時資訊的不發達和一邊倒的媒體宣傳，真正了解這樣內容的人并不多，所以將它們傳遞出去，甚至比向國外發行還更重要。當然，由于當時國內的政治背景，要將這樣特別的一部《紅星照耀中國》出版發行，難度反而比向國外發行要大得多。

在這樣的形勢下，時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人的胡愈之，組織翻譯了這部《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譯本。

“星二座談會”上的決定

胡愈之擔任負責人的國際宣傳委員會，是專門對外國記者發布消息的一個機構。每天下午3時，他們都在上海國際飯店頂樓召開茶話會，招待外國記者。會上，國民黨部隊的代表先報告戰訊。當然，他們也沒有多少靠得住的報道，外國記者不感興趣。

為了傳布真實消息，宣傳委員會把當時從秘密的中共臨時辦事處（即八路軍辦事處的前身）那里得到及聽到的消息，編成文稿、譯為英文、印成單張，等到國民黨代表一講完，就把這材料分送給記者，非常受歡迎。由此，胡愈之認識了很多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這些外國記者中的一個。

斯諾當時的公開身份是燕京大學教授。北平（今北京）淪陷之后，他來到上海重操舊業當記者，替幾家英、美報刊寫稿。相識之后，斯諾告訴胡愈之，他曾去過陜北，并給胡愈之看了許多在陜北期間為一些戰士、群眾以及共產黨領袖人物拍的照片。有一天，斯諾收到英國寄來的一部作品樣本。外國出版社有規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樣書給作者審查。胡愈之向斯諾借閱，這就是那部后來聞名中外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本。

回到家中，胡愈之細細閱讀了該書，發現這真是一本難能可貴的著作。可當時胡愈之還不完全了解斯諾的情況，對于這部書中談的內容是否切實可靠，還不能肯定。于是，他去找上海中共臨時辦事處的劉少文了解情況。

劉少文剛從陜北回來不久，他告訴胡愈之：斯諾確實到了陜北，毛澤東親自接待了他，他們之間談了很長時間；斯諾的許多材料，都是經過記錄、翻譯，又經毛澤東審定的，所以書的內容是可靠的；從斯諾文章表達的態度看，對我們也是友好的。經過這樣一番了解，胡愈之決定組織人，馬上把這部書翻譯過來。

當時，胡愈之與一些進步文化人組織了一個“星二座談會”，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地下室餐廳集會，討論研究抗日宣傳問題。在一次座談會上，胡愈之提出翻譯出版這本書。大家聽后，一致支持這項工作。

胡愈之雖然決定翻譯這部書，可是并沒有什么資金支持。理解這樣情況的人，都同意參與翻譯該書，同時相約不取稿酬，有能力者還為書的出版奉獻一點資金。胡愈之找到斯諾，希望他能將該書交由他們翻譯出版。斯諾表示支持，他不僅將自己珍貴的樣本贈送出來做翻譯底本，還將版權無條件讓出。

《紅星照耀中國》一共12章，30萬字，由12人每人分譯一章。沒有更多底本，這個珍貴的樣書，被拆散開來，各人回去自己翻譯。

作為組織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許多內容，在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事件、人物，幾乎不知道該如何翻譯。胡愈之一方面找斯諾進行詢問，另一方面通過從陜北根據地回上海不久的劉少文了解。

斯諾告訴胡愈之，他在陜北與周恩來談話時，是詳細作了記錄的，之后再念給周恩來聽，經過周的核正，才寫成校訂過的草稿。對毛澤東的采訪，是吳亮平做的翻譯，連續十多日。當時毛澤東談興很濃，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毛澤東在講述時，斯諾先按口譯的英文記下，然后整理、進一步謄清，再由中英文俱佳的黃華（后曾任外交部部長）翻譯為中文，交毛澤東。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后，將修改內容再通過黃華在英文稿上改訂，退還斯諾。所以有關毛澤東的談話部分，斯諾認為是忠實談話者原意的。這一部分，成了后來許多年人們了解、研究毛澤東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礎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