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革命圣地延安，日常的一天。一口典型的窯洞——區政府辦公室，格子窗、柴木門，窗格上的裱紙已有破裂，屋門敞開，陽光傾瀉而入，和煦的光線讓室內充滿光亮，與背陰的窗格子形成鮮明的對比。工作人員正在認真地忙碌著。屋內放置五張簡陋的木桌，近處的桌上，一張展開的《解放日報》似乎剛被人翻閱，隨手斜放在桌上。右邊一張桌上堆放一摞文件，桌前坐著一位頭戴軍帽、面部留須的中年干部，正在認真地傾聽一位“婆姨”的訴說。這婦女頭挽發髻，身著傳統陜北衣裝：斜襟衫襖、大襠褲，神情焦急而沮喪，雙手比劃著，似乎在描述著什么。前面兩張桌前，兩位辦公人員正伏案俯首讀寫。靠著窗邊一張橫桌，對坐二人，那位頭裹毛巾、身披棉衣的干部正執筆疾書，對面一人，頭戴瓜皮帽，上身著黑色棉馬夾，下身穿寬腰長襠褲，雙腿朝前坐在凳子上，右腿別在凳腿后，斜扭著身子，雙臂盤倚桌上，抻起的馬夾漏出腰間纏繞的褲腰帶，樣態歡愉自如，正期待地盯著登記簿，地上放著一卷行李，似乎經過了一路長途跋涉、風餐露宿來到此地。此時，門外一人正在走來，后面跟著一只歡快的黑狗，似乎很早出去處理完事務，剛剛歸來。在窯洞辦公室的時空之中，生動鮮活的一幕幕場景，呼之欲出。

區政府辦公室（版畫） 古元

這幅名為《區政府辦公室》的黑白木刻版畫，創作于1943年，是古元的代表作之一。盡管畫面的場景是逆光的窯洞室內，但是并沒有處理成西方版畫的光影效果，焦點透視構圖也被消解，明快的單線輪廓和簡練的刀法，用陽刻線將人物突顯出來，尤其是臉部，高度精練，不著筆墨，一反“陰陽臉”造型，點劃之間傳達出人物的神韻，頗有寫意傳神的意味，符合人民群眾欣賞習慣，顯出時代氣氛與民族藝術風格。

古元于1938年奔赴延安，在陜北公學分校學習，次年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后文簡稱“魯藝”）美術系第三期學習，開始木刻創作。1940年5月，從魯藝畢業后，古元到延安川口區碾莊鄉參加農村基層工作，擔任鄉文教委員兼鄉文書。當時，古元就住在鄉政府辦公室的窯洞里。

碾莊村共有42戶人，除了少數上學的兒童外，只有一個人識字，古元利用工作之余教老鄉們識字，每天繪制一些識字畫片——在紙片上畫一頭牛，寫上“牛”字，畫一只羊，寫上“羊”字，畫一只水桶，寫上“水桶”兩字，分送給各戶人家，如此一個月，鄉親們就能認識幾十個字，效果很好。過了幾天，寄存的圖片也多了，老鄉們喜歡把畫著大公雞、大犍牛、大肥豬、騾、馬、驢、羊的圖片張貼在墻上，朝夕欣賞。古元了解到他們對家畜的喜愛心情，于是便采用這方面的題材創作了《牛群》《羊群》《鍘草》《家園》4幅木刻，拓印很多張，分送給鄉親們。他們對此津津樂道，“這頭驢真帶勁！”“這不是劉起蘭家的大犍牛嗎！”“放羊娃不帶狗不行，還要背上一條麻袋，母羊在山上下羊羔裝進麻袋里背回來。”從鄉親的評述中，他感到十分欣慰，也受到了許多啟發。

熟悉了碾莊的生活，也就產生了深厚感情，見到農民收獲糧食倒進倉里，就能想到：“這可不是地主的糧倉”，于是創作了《入倉》；見到區政府的辦公室，雖然是一間簡陋的房子，但它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自己的政府啊！于是創作了《區政府辦公室》，作品的素材都來自于碾莊的生活。

1942年5月，古元作為最年輕的代表之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大魯藝”和“小魯藝”的論斷，他把橋兒溝的魯藝叫作“小魯藝”，把整個解放區的廣闊天地和豐富的斗爭生活比作“大魯藝”，號召革命文藝工作者走出“小魯藝”，投身到“大魯藝”中去。“碾莊”無疑就是古元的“大魯藝”，在碾莊工作和生活將近一年，這段時間非常重要，使古元深切體會到為什么作畫和怎樣作畫，這對他日后的藝術道路有著深遠的影響，正如他在題為《起步》的自述中所說：“我就是這樣開始走上藝術創作征途的。”

古元在陜北戰斗并生活7年，1958年調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至晚年，碾莊一直是他魂牽夢縈的精神故鄉。1974年11月，古元帶領中央美術學院部分師生到陜西戶縣開門辦學，得以有機會在靳之林的陪同下，回到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碾莊，見到幾位尚在世的老朋友，往事歷歷在目。曾因仰慕古元木刻藝術而投身延安的靳之林，身臨其境地了解了古元的生活與藝術道路，真正理解了那不可描摹的“質樸氣質”的本源，他極度興奮，徹夜未眠，回憶著整理完當天的記錄，已經天明了。

1990年6月，71歲的古元再次回到碾莊，把在碾莊時期和根據碾莊生活創作的13幅木刻作品獻給鄉親們，并在題為《搖籃》的前言中寫道：“1940年夏天，我來碾莊村工作，和鄉親們共同度過一年的時光，碾莊，是培育我藝術生命的搖籃。1990年夏天，我又以此重返碾莊，時光過了整整50年，僅以當年在這里培育出來的作品獻給鄉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