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要順著魯迅的脈絡，繼續(xù)思考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建設問題。這個目標的實現(xiàn)，需要我們既了解自己的傳統(tǒng)，又能夠站在人類認識的最前沿，了解世界的新變化，從而審時度勢，創(chuàng)造出具有中華民族特征而澤被世界的新價值。

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35周年和逝世80周年。作為20世紀中國最值得談論的作家之一，魯迅是近代中國一個禁得住反復咀嚼，并一直能咂摸出新鮮滋味的話題。

魯迅以豐富的作品構(gòu)成了多重解讀的維度，其中“中國現(xiàn)代文化如何建設”這個主題一直頗受關注。這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大問題，也是魯迅一生思索的一個重要支點。1907年，時年26歲的魯迅完成《文化偏至論》，從自己所生活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現(xiàn)實問題出發(fā)，指出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抱殘守缺，堅持中國中心主義；一是幡然思變，陷入西方崇拜。如何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如何對待西方文化，成為解決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不可回避的問題。

今天，這樣一個話題也是有意義的。近年來，仰慕古代圣賢者漸多，國學熱一時興起，品目繁多的“讀經(jīng)班”著實令人眼花繚亂。而有些對國學的庸俗化解讀，把國學和成功學簡單嫁接，甚至扭曲為厚黑學，有些所謂“女德班”，把精心打扮的現(xiàn)代版“三從四德”端上講臺。這些，正是魯迅所警惕和批判的。在《十四年的“讀經(jīng)”》一文中，魯迅對章士釗主張的讀經(jīng)運動可謂譏諷痛批，十分犀利。其實，魯迅并不是反對讀經(jīng)，他本人的國學造詣就十分深厚。他擔心中國歷史沉積的痼疾，只要有機會，就會陷入“中華中心主義”。魯迅堅持要“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外來的新文化盡量吸收，在比較中不斷破除傳統(tǒng)文化糟粕里“瞞”和“騙”的迷夢，從而為傳統(tǒng)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為民族文化發(fā)展創(chuàng)造新的機會。

同時，魯迅將批判的鋒芒也指向了那些不加鑒別、唯西方是好的盲目崇拜者。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實際上提出了學習西方文化的四條原則：一是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避免從眾的心理；二是不盲目崇拜，不將西方文化神圣化和終極化；三是考察西方文化的實情，在了解的基礎上吸收；四是在了解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學習西方以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既避免培養(yǎng)出頂禮膜拜古人的“木乃伊”，也不要完全西化的“香蕉人”，是魯迅務實的態(tài)度。

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在魯迅看來，都有自己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但這并不意味著誰就夠得上“終極的至善”。一切人類文化的現(xiàn)實形態(tài)，包括東西方文化在內(nèi)，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魯迅以“偏至”概括，呼吁人們正視這種偏至性，就可以不陷入將任何一種文化神圣化、絕對化的神話當中。對今天的人們而言，就是要全面看待中西方文化，熱衷國學的需要了解世界，崇尚西學的在睜眼向外看的同時，也要補補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當一個社會做到了對多元文化在相互比較中汲取養(yǎng)分，就不僅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獨特性，還具備了創(chuàng)造出新文化的動力機制。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外來文化也是為有源頭活水來的一種“活水”，確保了自己的文化具有更新的能力。

今天，我們要順著魯迅的脈絡，繼續(xù)思考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化建設問題。這個目標的實現(xiàn)，需要我們的研究者既了解自己的傳統(tǒng)，又有良好的外語和科學訓練，能夠站在人類認識廣闊邊際的最前沿，了解世界的新變化，從而審時度勢，創(chuàng)造出具有中華民族特征而澤被世界的新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diào)：“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guī)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边@是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生動、精辟的總結(jié)，也啟示研究者，唯有辯證看待中西文化，才能找準中國文化的精準坐標。

現(xiàn)代文化建設是一個進行時，在通往完成的道路上不斷完善著。我們紀念魯迅，繼承他的思想，繼續(xù)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28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