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之心與工匠精神（文藝新視界）——當下長征題材文藝創作的啟示與思考

●長征成為文藝創作中獨特而重要的題材，是當代文藝創作的一座富礦、一個足以形塑中華民族精神的“記憶之場”

●從“禮品”到“精品”的升級，由“加光圈”到“生光輝”的轉變，不斷拓寬從單向到多維的敘述視角，從局限歷史真實到藝術想象和審美風格的豐富，當下長征題材影視劇表現不俗

●一方面加強長征中普通群眾的書寫，將視角下移，拓寬題材領域；另一方面，期待藝術家的“整體性思維”，整體的認知判斷對長征題材不可或缺

獨特而重要的創作題材

80年前的一個深秋，滔滔于都河畔，一支近十萬人的大軍，靠一艘艘民船和臨時搭起的浮橋渡河離開中央蘇區，踏上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征途。兩年后，中央紅軍和其他幾支紅軍隊伍在西北高原勝利會師并奔赴抗日救亡前線。長征是數萬紅軍戰士生命意志和生命能量的空前迸發，盡管它是80年前紅色革命處于低潮時中國工農紅軍一次被動的戰略轉移，但保留了革命火種，充滿了信仰、頑強、勇敢、互助的力量，這一壯舉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不僅令中國人民引以為豪，也震撼了世界。美國記者斯諾認為，和長征相比，公元前2世紀西方戰略之父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進軍“不過是一次輕松的假日旅行”。上世紀80年代，另一位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重走長征路之后寫下“長征是一篇史詩”“在人類活動史上是無可比擬的”的詞句。

長征成為文藝創作中獨特而重要的題材，是當代文藝創作的一座富礦、一個足以形塑中華民族精神的“記憶之場”。事實上，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至今，長征題材文藝創作一直方興未艾。“文革”前陳其通的話劇《萬水千山》（后改編為電影）中指導員李有國在翻越雪山犧牲前對戰友們說的“讓革命騎著馬前進”，成為當時的時代強音，感動激勵了幾代人；肖華等的《長征組歌》至今常演不衰，堪稱20世紀華人音樂紅色經典。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時代呼喚長征精神，也呼喚長征題材出現新的經典之作。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西吉將臺堡紅軍會師地指出：“我們黨領導的紅軍長征，譜寫了豪情萬丈的英雄史詩。偉大的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我們要不斷結合新的實際傳承好、弘揚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長征要持續接力、長期進行，我們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如何把長征故事講好，使長征精神不斷發揚光大，仍是當下一道重要的創作課題。縱觀近年來長征題材創作，尤其是受眾較多的影視創作，藝術家們通過認真地研究、解讀歷史，深入開掘長征的精神內涵，正在實現由高原到高峰的艱難攀登，越來越貼近著長征真實的歷史并觀照當下，在藝術呈現上具有更加鮮明的審美個性，“長征劇”已成為相對成熟穩定的創作類型。

長征題材影視劇的變化

當下長征題材影視劇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不俗表現：一是不斷實現從“禮品”到“精品”的升級。每到長征勝利周年紀念都會引發一輪長征題材創作熱。不可否認，節慶方式的創作是對題材的再次整理爬梳，對文藝創作生態的調整會起到引領作用。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為“獻禮”而匆忙趕制，作品就有可能成為短命的宣傳品，這對題材反而是一種浪費。只有以敬畏之心，以工匠精神反復打磨，才能造就對得起歷史也能夠對得起當下的作品。值得欣慰的是，從早幾年的《四渡赤水》《長征》到近年的《我的長征》《井岡山》《十送紅軍》《大會師》等等，藝術家們逐漸提高了創作的自覺性，把“禮品”當“精品”來創作。可以說，長征中幾乎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領袖人物都不留空白藝術再現，建構起豐富的國家記憶、民族記憶。

二是不斷完成由“加光圈”到“生光輝”的轉變。這是就人物而言。早期有些作品特別是對領袖人物采取加大光圈的方式，也許從革命浪漫主義的角度是需要的，但遠離了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近幾年一些優秀的文藝作品，普遍讓領袖人物有血有肉，既是大英雄，也有凡人的一面。人物更加立體后，自然能夠生出光輝，長留于人們的記憶空間。

三是不斷拓寬從單向到多維的敘述視角。當下，長征中的大事件、宏大主題等，都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表現。而以個人視角，通過獨特的故事讓小人物反映大背景、大時代的作品則相對薄弱。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以文運史”“以文統事”不乏成功的例子。十年前的電影《我的長征》就是以一個普通小戰士王瑞的命運為主線，貫穿了整個長征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從《我的長征》片名也可以看出，這是一部以個人的視角展開的文本敘述。湘江突圍中他的父親犧牲了；遵義會議他擔任警衛，親見賀子珍失去愛女之痛；過彝區時姐姐竹妹子犧牲，飛奪瀘定橋又失去了姐夫和才認識20多天的彝族兄長達爾火；強渡大渡河失去連長這位好兄長。王瑞在幾位親人和戰友的犧牲中走完了長征。它既是一個普通戰士的長征歷史，更是一個民族的長征史詩。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十送紅軍》也是以小人物的視角再現了紅軍長征。鐘石發、張二光、賀堅、老憨、十一斤……這些普通紅軍戰士的形象都具有歷史的真實身份，有從蘇聯學成歸來的“海歸”，也有江西土生土長的農民，他們經歷不同、性格不同、命運不同，但構成了“小人物的長征史詩”。《十送紅軍》選擇長征中的十大事件，用十個故事、十個人物、十送的形式形成了它的“故事形態”。一張戰士們和毛澤東的合影，擊鼓傳花式地串起故事。這是類似美劇與中國傳統章回體小說的雜糅的敘事形態，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不僅如此，其意義、內容上的創新也令人印象深刻。劇中，所有主人公談論最多的就是“死”，這里的“死”不是宿命，而是地獄的邊界傳遞出信念和光明，像是海德格爾所敘述的“向死而生”。劇作以此對長征精神進行新的開掘，有效地消除了長征題材的審美疲勞。

四是從局限歷史真實到藝術想象和審美風格的豐富。長征題材包括一些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有時過于板正，缺少藝術想象力，是創作的一塊短板。在近幾年的創作中，藝術家們馳騁藝術想象，飛揚起革命的浪漫主義，使得作品的精神力量、感人的真摯程度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最近剛剛播出的六集紀錄片《長征》，對于歷史和現實富有跨度的闡釋、思考，是有很大的精神沖擊力量。寫下了《黨費》《七根火柴》等經典小說的作家王愿堅，生前曾反復強調寫紅軍歷史要堅持從“史里找詩”，這位深諳藝術規律的作家，正是指出了一條可持續創作之路。

期待“整體性思維”

視角下移會極大地拓寬題材領域。如對長征中普通群眾的書寫，已有的文藝作品表現得尚不充分。在長征中，人民是紅軍革命的母親，紅軍一切為了群眾，又很好地依靠了群眾。紅軍所到之處，真心誠意為群眾辦事，幫窮人翻身解放，廣大群眾把紅軍視為自己的子弟兵，有的群眾還把紅軍稱為“菩薩兵”。紅九軍團經過云南東川一帶時，由于得到當地人的幫助，順利攻下了東川縣城。紅軍得到群眾的大力支援，籌款達6萬余元；千余人踴躍參軍，隊伍得到補充，不到一天半的時間，擴招了800多個紅軍戰士。還有那些幫助紅軍強渡大渡河的船工，那些負責押運軍火的小分隊以及長征中的女兵等等，更是長征題材文藝作品需要深入開掘的廣闊天地。

長征題材創作實現由高原向高峰的攀登，需要更多的敬畏之心和工匠精神，而這一切也可以概括為：期待的是藝術家的“整體性思維”。一部優秀的作品必然是一部與眾不同，具有生活“總體性”或“整體性”的作品。盧卡奇即認為，“總體性”是判斷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價值尺度。換句話說，“總體性”實際上是要求藝術家在相互關系中考慮問題。不過在后現代思想的沖擊下，“整體性思維”正日漸式微。接受后現代理論對總體復雜性認識的修正，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必須放棄對確定性的追求。就長征題材創作而言，對整體的認知判斷反而是更加不可或缺的、藝術家無法規避的責任。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1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