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高速攔車救狗行為”可以顯著影響狗肉的供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對于大部分運狗車司機來說，他們因動保人士的行為而放棄這份工作的可能性是較小的。因為相比較轉換職業的成本和難度，他們應對被攔車的風險的方法更可能是加強運輸過程車的外表的偽裝或者其他方法，降低被動保人士辨識出來而引起麻煩的可能性。而且因為被攔的概率較低，甚至沒有引起部分司機的關注和保護意識。

所以，“高速攔車救狗”對狗肉消費的需求和供給都只有非常有限的影響。甚至不能讓我們重復供給降低價格抬高的邏輯，只能得到一個這種行為對狗肉消費市場似乎沒有什么影響的結論。

而從長期來看，“高速攔車救狗”的行為特別是“職業攔車救狗”則是殆害無窮的。

就“高速攔車救狗”本身而言，動保人士儼然成為了執法團體，強制干預合法的自由交易。而且我們注意到，運狗車司機的合法權利無法被真正的執法者保證，違法者卻從未受到法律制裁。實際上很多時候，由于警察的首要目標是維護穩定，則形成了“法不責眾”的局面，這向社會傳遞了一個十分消極的信息——法律在面對人數足夠多的群體犯罪，有時不能起到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作用。不僅對于狗肉消費市場，而且對于各行各業市場的參與者來說，都構建了一個惡劣的隱形規則。

合法的交易不一定被保護，法律無法限制道德運動的活動范圍，這便大大提高了市場參與者的交易成本，因為需要防范遇到被“高速攔車救狗者”侵犯私有財產和其他合法權利的可能，就必須要有額外的應對對策，從而產生了更高的交易成本，降低了市場的效率。我們一直在說政府應該放松對自由市場的干預，但是放任民間團隊充當“看得見的手”，說不定會對經濟活動造成更大的危害。

而“職業攔車救狗”則從另一方面同樣對市場有著顯著的消極作用。我們再回顧一下另外一個困擾全中國人的道德難題——“老人跌倒扶不扶”問題。如果回到2006年11月20日“彭宇案”發生之前，對于大部分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容易選擇的問題。但是2006年以來一系列的“扶老人被訛詐”的事件，以及一部分“職業碰瓷人”的推波助瀾，中國人對于“扶跌倒老人”似乎產生了一種神經質般的恐懼心理。最近安徽又發生一件疑似大學生扶老太被訛的新聞，似乎又讓民眾向選擇“堅決不扶”近了一步。

為什么大家現在對扶不扶跌倒老人扶不扶非常猶豫呢？因為扶老人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人們卻無法判斷倒地的老人是否會對其進行訛詐，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人們的損失期望不斷提高，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們就會傾向于不去扶跌倒的老人。這樣的后果是什么，老人倒地無人扶，甚至造成老人因此死亡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