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案將近50萬起,69.71%的受害者通過電話受騙。電信詐騙不僅威脅到公民的隱私、財產乃至人身安全,還將嚴重破壞我國經濟運行秩序和社會信任基礎。如何根治電信詐騙以及與之錯綜勾連的各類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對各國政府治理能力來說,是一次重大考驗。

要根治電信詐騙必須把握其特點。首先,電信詐騙呈現科技驅動的特點。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電信詐騙的手段和模式也在不斷升級,從最初廣泛撒網的博傻式詐騙,到利用改號軟件和偽基站等高技術手段輔助式詐騙,如今的電信詐騙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即個人數據驅動的精準式詐騙。詐騙分子深諳“大數據可能比你還了解你自己”的道理,利用個人數據的“專屬”欺詐場景就會層出不窮,即便再聰明理性的人也無法保證不會落入為你“量身定做”的電信詐騙圈套。

其次,電信詐騙呈現產業協作的特點。作為網絡詐騙的典型形式,電信詐騙涉及數據交易/獲取、改號/盜號、轉賬/洗錢、身份藏匿等關鍵環節,與數據竊取和交易的黑色產業鏈緊密關聯,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缺乏監管的運營商、互聯網、金融等企業也在間接支撐這一產業鏈的發展。

此外,電信詐騙呈現跨境實施的特點。為逃避法律制裁,越來越多的犯罪分子將詐騙窩點搬到東南亞各國、太平洋島國等地,藏身境外瘋狂作案,并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和快捷的網銀轉賬手段不斷變換犯罪手法。2015年底,我國公安部門開展“全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就偵破了4000多起特大跨國跨境電信詐騙案。

針對電信詐騙的科技化、產業化和跨境化趨勢,我國政府也在不斷加大打擊力度、頻度和廣度。大數據時代,數據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土壤”,一個國家數據生態由數據開放程度、數據保護水平、數據流動效率等多種要素有機構成,數據生態健康與否將決定這個國家經濟社會活動的性質,不良的國家數據生態必然會不斷滋生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因此,必須從國家數據生態治理的高度統籌規劃綜合施策,才能從根本上鏟除電信詐騙等犯罪活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重點推進:

一是要發揮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基礎性作用。國家數據生態治理需要良法善治。相對于歐美國家,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和執法水平目前還比較低。從長期來看,國家需要將個人信息保護法與網絡安全法一樣作為基礎性大法給予重視和推動;短期而言,需要針對現有較為分散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進行評估完善,提升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協同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同時,法律需要相關政策和標準的配套支撐,需要加快推動國家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標準等制度的落地。

二是要加強重點企業監管,斬斷非法利益鏈條。電信運營商、大型互聯網平臺、銀行、教育機構等是數據的集聚平臺,必須強化這類平臺的數據治理責任,提高平臺的數據違規成本。2015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就向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開出一張數額為2500萬美元的罰單,目的就是為了懲罰該公司泄露近28萬名客戶個人信息的行為。此外,針對電信詐騙特點,需要在虛擬運營商管理、防范電信詐騙和非法營銷等方面針對運營商出臺專門的行業法規。

三是發展數據流通市場,引導合法合規的數據需求。數據的開放流通是大勢所趨,開展數據生態治理必須疏堵結合,一方面需要嚴厲打擊涉及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數據竊取和交易行為,杜絕重要商業平臺成為網絡犯罪和數據黑產的交易實施平臺;另一方面要鼓勵依法合規的商業化數據流通,包括進行了匿名化或假名化處理的個人數據,其中,國家監管下的第三方數據交易平臺建設尤為關鍵,它可以在數據確權、數據定價、數據安全、數據隱私等方面建立更加規范的機制,讓數據黑市無利可圖。

四是依托產業,實現數據生態的執法和保障能力。面對電信詐騙和數據竊取的產業化發展,國家既要增加執法能力也要加強保障能力,因此,必須推動安全產業的快速發展和安全人才的培養,通過國家網絡信息安全產業的壯大遏制數據黑產的發展。

數據生態治理面臨一場艱巨的戰役,長期來看,這場戰役的成敗將決定移動互聯網時代下公民的權利、企業的利益和社會的信任,更關系到數據時代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