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5年10月18日，北方早已秋涼，南方依然是３０℃的溽暑。

５５歲的油畫家蘇新平在他那件沒有ＬＯＧＯ的白Ｔ恤上加了件黑襯衣，匆匆出現在廣東美術館大廳里。廣東美術館以史無前例的雙館合辦的方式，展出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２０１５三個時期風格迥異的作品。成名作系列石版畫《寂靜的小鎮》擺入在相隔不到二百米的風眠藝術空間，而本館的四個廳則擺放了他自２００５年之后創作的著名的《欲望之海》系列，以及最近的《奔波的人》《八個東西》《灰色》系列。

這位八十年代就以版畫揚名國際的藝術家，在大廳寫著他名字的巨幅招貼畫下顯得有點呆呆的。他留著從青年時代就有的披肩長發，一張零表情的刀削斧鑿西北男人黝黑的臉。這大約也是典型內蒙古漢子辦喜事時的態度，心里確實是很高興，可是不知道怎么表現，只好訥訥而羞澀地在旁邊轉來轉去。

一屋子的人，有記者有美女有評論家有收藏家當然更有同行，有人笑稱這是２０１５年廣東美術界的粉絲見面會，因為幾乎整個中國美術圈的當時得令的大佬們都到齊了，劉小東、張曉剛、方力均、粟憲庭、王璜生、邱志杰……甚至連極少露面的大師靳尚誼先生也到場。美術界的人都愛說點俏皮話，劉小東半真半假調侃他的師兄：“蘇新平的創作結合了游牧民族的狂野以及個人內在的寂寞……作為他的師弟，我只能祝他身體健康了，因為他已經非常成功了。”

蘇新平在一邊難得地露出了笑臉。他的朋友評價他“為人寬厚，不善辭令亦不茍言笑，甚而近于木訥，但性情卻極溫和。每逢對坐，倘有共識之言，亦只會心一笑，隨即相顧無言，這頗像蒙古民族的交流方式，我也以為，新平雖非蒙族，卻深得蒙古人平淡、寂然的神髓” 。

沉默寡言的人一般沒有朋友，但蘇新平顯然人緣不錯，他把自己的好人緣歸結為自己愛才。“我面前沒有恩怨，也沒有高低貴賤，也不分男女，只要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歡。”但就算是一屋子他喜歡的這些有本事的人，就算是已經在這名利場上混了許多年，他也仍然無法在這種名流云集的場合上如魚得水，臉上始終帶著一點尷尬，好像很抱歉自己出現在這里。“這幾年已經好多了，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采訪時他笑著跟我說。“內蒙古長大的人都這樣，那里人少，我喜歡人少的地方。”

1991  空曠的草地之三  57×78cm石版

2、說到人少，不得不提到蘇新平出生的地方集寧，父母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內蒙古集寧市支邊生下他。集寧地屬外蒙邊界，六十年代是反修前線。 “父親有槍，家里有報”是蘇新平對于早年生活的記憶。后來，父親成了當地的最高長官，說起來，他不大不小也算是個官二代。但那個年代官員家也不富裕，又有四個孩子，媽媽沒有太多精力管他，讓他感到溫暖的是大他三歲的姐姐。“姐姐從小就護著我，在院里讓人揍了，她就過來幫我，晚上我纏著她講鬼故事，睡覺前蒙著頭就在被子里講，很害怕，但又愛聽，一晚上做噩夢出虛汗，醒來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夢還是真實，要想半天。”

集寧雖說是市，但其實也才三萬人口，到處都是土坯房，加上地處高原，陽光照射在物體上特別的炫目刺眼，日照特別長，看人看物眼睛總是要瞇著，所以蘇新平的畫里盡是陰影。市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他們院里那座四層樓的政府辦公樓。“我們家門口有一棵樹，記事起我就會每天爬到樹上看風景。遠處什么也沒有，就是地平線，就是荒原，我從小就對荒原感興趣，除了天就是地，沒有人嘛，只有天上的云，烏云翻滾的那種感覺讓人迷戀到一塌糊涂。可能一個人待慣了，我在很長時間里都難以面對陌生環境，無論是部隊還是大學，甚至在留校任教多年后都不知道怎么與人打交道。”

不怎么愛和人打交道，從小就愛畫畫，父親看到兒子畫的畫會說“這個畫得很有意思的，將來做個大畫家吧”，算是播下了種子。到了上小學，因為字寫得挺好，老師讓他出黑板報。“巨大的榮耀，相當于把你推到國家主席位置上了。”到了初中，順理成章進美術組，畫石膏，打素描，專業老師帶著一幫半大孩子周圍寫生，也算是有童子功，１９７７年，一起畫畫的朋友突然全都當兵走了。“家里不讓我當兵，本來就沒有朋友，能玩兒到一起的都走了，感覺恐懼，然后我就纏著家人跟武裝部說，當了兵。”

“本來是文藝兵，去到部隊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兒。分到重機槍連，一班九個人就一挺重機槍，當兵太苦了，前面一個鋼板，這么大個鋼架子，拆開零件正好八九件，每個人背一件，很重。拉單杠我不行，班長在底下一腳一腳地踢我。但最苦的不是這個，是精神上的迷茫，不讓你看書。班長是農村的，可能有妒忌心，一看你拿著書看或者寫點什么，就生氣，就欺負你。”

當兵第二年得了嚴重的胃病，調到了電影隊，每個月開著車到邊境線上給人放電影。一兩千公里的路，可能一個人也碰不上，有時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景象，有時地平線卷起一陣煙，定晴一看是幾千只遷徙的野生黃羊，場面壯觀得不得了。“那時我打過一次獵，手槍幾槍打過去，居然羊還跑了一百多米，生命是多么頑強，看著黃羊掙扎赴死的眼神，突然覺得這生命跟你有關系，從此以后，我就不敢殺生了。”

 1993  被打碎的鏡子  61×49cm石版

3、退伍去了文化館，一心一意考中央美院，可是陰差陽錯，進了天津美院。大學四年并不美好，因為不習慣，連戀愛都不敢談，看見姑娘不知道怎么說話，甚至看見人也不知道怎么說話。“從小生活在相對單純和淳素的草原，已經習慣于人與人之間的真誠相待。然而轉換到大都市，人與人之間互相防備、相互猜忌和勾心斗角，特別不適應。”

大學畢業后他果斷回到內蒙古，兩年后，考進了中央美院。“多少人中間才選一個，競爭太激烈了，中央美院院長的女兒也在里面，但剛開放那會兒大家都崇尚公平和公正，就算鄧小平的女兒成績上不去也一樣刷掉了，中央美院是這樣一個地方。”

“那時候美院是精英教育，好幾個老師，學生就我一個人。上學時我和尹吉男住一個宿舍，留校后與徐冰住對門，一開門徐冰天天用攝像機拍東西，隔壁是楊飛云、周彥、范迪安。一開電梯門，全是你在雜志上看到的美術界的牛人。和他們待一塊兒，不用說什么，就覺得從小建立那種很遠的理想對接上了。”

“當時所有美院人都知道我很孤獨，一個人關在小屋子里天天畫畫，畫了三年。那時候美院老師都沒有自己的畫室，我有一間木板隔開的四平方米空間，太幸福了。我和人交往不多，因為當時大家都在找方向，正好趕上一個現代轉型期，處在異常活躍的氛圍和思潮當中，但是經過短暫糾結和猶豫之后，我很快就安靜了下來，石版畫就是那個時候做出來的。”

《寂寞的小鎮》是蘇新平的成名作，他靠著這批寂靜得聽不到任何聲音的版畫揚名國際畫廊。那些沉默的馬、人、土房子、陰影與荒原，從某種程度上是歷經浩劫后古老國度的寫照，這也讓他成為中國最早一批解決經濟問題的畫家。“1990年臺灣藝術大展，我得了個金獎，稀里嘩啦臺灣人都過來收藏，日本人也跟進。那會兒中國藝術家根本沒有市場，他們一張油畫賣三四百美元，我一張版畫就賣五六百美元，基本上2/3的作品在歐美，緊接著又是美國的巡回展，美國一下就簽了三個畫廊，長期跟著，然后澳大利亞有兩家，英國還有，有十幾年的時間，基本靠賣版畫養著自己就行了，每年做十套二十套，生活變得很輕松。”

4、世界這么大，解決了經濟問題的年輕畫家蘇新平開始到處看看。九十年代中期，他在紐約住了半年，每天看博物館、畫廊，見藝術家，觸動很大。一回國，恰好又遇上當年的下海潮，他發現大家都不再比誰畫得好，而在比誰賣得好了。“走在大街上看到人們的目光和行走速度顯得急切多了”。

1994年起，他開始畫那些縱身跳入大海，臉上掛著大笑干杯以及急速行走互相纏斗的人，這就是著名的《欲望之海》和《干杯》系列，因其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和明顯辨別特征，成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藝術品市場的搶手貨。 2011年《干杯》拍出207萬的高價。“這兩個系列延續了十多年，商業反響遠大于藝術界的反響。2004年，中國的藝術市場突然火爆，把我也裹進去了，當時畫得很多，人們排隊等你的畫，而且賣得那么高，過去想都不能想的。大概到了2007年2008年，畫的東西就很迎合市場了，因為人家排隊等著你畫那些，訂了畫等于是欠著別人，我性格又不能欠，后期畫《干杯》我就很不負責任了，因為趕緊應付海內外的訂畫，畫得很差，根本看不過眼，怎么辦呢？那就要自我承擔，現在我一般看到就買回來銷毀。”

“重復就是垃圾。到２００８年我開始顛覆自己，懷疑自己，方方面面懷疑，方方面面不滿意。那時社會很離譜，大家都在撿錢，一張畫那么貴，一切都不是問題了，應該有的都有了，人一下就完全懸空了，畫那么多，卻沒有幸福感。我感覺我是為了逃避現實才去畫畫的，我要找回我自己，所以我開始畫自己，我開始一點點脫離畫廊。我有四五個國外的畫廊，然后主動解約不合作了。到2008年作品開始轉換，畫《奔波的人》，畫《風景》，所以這個展叫有儀式的風景—我的風景不是現實的風景，它是人文風景、社會風景或者是心理風景，從語言角度講風景也可以是人、靜物，邊界是不存在的，畫人也是風景。”

蘇新平的新畫是巨幅《荒原》，據說可以永遠畫下去，一切都沒有盡頭，一切都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蘇克文寫我寫得比較有意思，直接用懸而末決這四個字，我說太符合我了，我永遠處在懸而未決的狀態，并且我很喜歡這種狀態。人不就是永遠都在糾結，永遠處于不踏實的狀態里么。”

 2008  夕陽1號  60×51cm布面油畫

5、人一思考，上帝就笑。

可是人不思考，那生存有何意義？

“特別是畫家，不思考就畫那是瞎畫。”一個內蒙古長大的孤獨小伙子，恰好碰到了一個劇烈變化的大時代，在這頭像轟隆隆做響的龐大怪獸的時代面前，人的存在微如輕塵。“中國現在最可怕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異常現代化的國家，可我們的心態卻是封建社會的、農業社會的，這是最可怕的。人的思想是可以先超前，然后讓物質跟進的，可我們剛好反著來，這就是中國特色，大家都在急啊搶啊，其實內心很荒涼，完全不知道拿時代怎么辦，拿自己怎么辦。”

“但看上去您特別知道怎么辦，特別平和的人。”

他淡淡一笑。“看我表面很隨和，這都是快自殺的人，快活不下去了。藝術家一定是這樣的。每天早晨一起來就想怎么活呢，就是骨子里的悲觀嘛。當然這種悲觀，可能跟我性格有關，有時你個人的經歷，方方面面的社會因素，有時你一眼就看得懂社會出了什么問題，能明白有些事是沒有前景的，你所謂理想，因為你什么也改變不了，這個很要命的。”

這話聽起來真不像一個官員說的話，蘇新平可是真正體制里的人，他是中央美院的副院長，正經的高級干部，一個畫家怎么可能當官員？怎么可能適應體制呢？

“開始有抵觸，所有人都覺得可惜，認為我誤入歧途了。但我覺得體制這個東西和所有事情一樣都有兩面，有好的有不好的，我們說一個人不管多大歲數他都要成長嘛，所謂的對社會的認知，對社會的接觸，體制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窗口，人們都說體驗生活跑那么遠體驗生活，或者了解一個一個抑郁的地方，就是好奇，根本就不是。一定要在核心的一個部位進入才有真切的感覺，沒有這種感覺我感覺都是虛的都是假的，所以對體制認知非常深刻和深入。它的豐富性和問題，我太理解了，體會太深了，所以我很自信，別人說社會問題的時候，或者社會理想的時候，我覺得我比他們有發言權。因為我身在其中。”

點上一支淡淡的蟲草煙，蘇新平淡淡地談著十分嚴峻的問題。他的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這個西北男人長了一張讓人過目不忘的臉。“你不要怕打擊我，就是長得難看，我都知道。”談到這個問題時，他倒是笑著挺歡。“包括現在很多場合我都先自慚，影響環境啊。”這時候，你發覺他那張臉突然不難看了，反而有一種別外俊朗，在廣州早晨明亮的陽光下，他的眼神里有少年人的清澈與天真。“改變不了大局，可以改變小環境，能做一點是一點吧，要不怎么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