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從未像今天這般危機四伏

上世紀90年代初,一陣突如其來的狂風吹走了籠罩在歐洲上方長達數十年的冷戰陰云。然而,歐洲政客們并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感到安心,他們認為歐洲似乎面臨著新的不確定性———兩德的統一。或許是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德國給這片土地帶去的傷痛令人難以忘懷;亦或是彼時人口和經濟再次成為歐洲第一的德國,讓其他歐洲國家切實感受到了新的威脅。帶著永久消除德國威脅的目的,也帶著促進歐洲共同繁榮的愿景,1991年12月9日至10日,來自12個西歐國家的領導人來到荷蘭小城馬斯特里赫特,共同簽署了著名的《歐洲聯盟條約》,從此歐盟走進了歷史的舞臺。

就在離馬斯特里赫特200多公里的地方,坐落著德國的一座小城———明斯特。300多年前,這里曾誕生過人類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條約之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它不僅標志著三十年戰爭的終止,更被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視作“民族國家的開始”。而300年后,歐盟的誕生被認為是對于消解民族國家的一次偉大嘗試。25年過去了,歐盟經歷了諸國爭相入盟的風光,也經歷了經濟危機的落魄,但這個組織從未像2016年這樣危機四伏。

難民的困惑

嚴格來說,難民并不是歐盟在2016年才遇到的問題。單純從數字來看,2015年就有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抵達歐洲,人數遠超2016年,不過那時的歐洲民眾正忙于將積攢多年的人道主義情懷轉化為實實在在的鮮花和掌聲,歡迎那些遠道而來的苦難者。盡管當時已有學者開始擔憂數目過于龐大的難民會對歐洲的經濟和社會造成巨大壓力,而其中混雜的個別恐怖分子,更會對歐洲本土造成致命威脅。然而,面對德國志愿者在慕尼黑車站和難民擁抱在一起的溫馨畫面,這些觀點只能淪為支流。

時間不僅積攢了越來越多的難民,也消磨了歐洲人對于難民的熱情。2016年,歐洲人終于發現,難民真的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很多人開始抱怨難民消耗了太多納稅人的錢,德國著名的科隆經濟研究所和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測算表明,2016年和2017年兩年,德國政府將為安置難民支出500億歐元;很多人開始抱怨難民影響了城市的秩序,在羅馬,每晚有數以百計的難民露宿街頭;更多人則擔心,難民將對歐洲的安全產生威脅。

對難民的恐懼始于2016年的第一天,就在人們喜迎新年到來之際,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的廣場上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性侵事件,有數以千計的女性遭到了性騷擾,而實施性侵者被指認有著北非和阿拉伯外貌,人們開始懷疑有難民參與其中;7月,一名來自阿富汗的難民申請人在德國火車上出于恐怖主義的目的砍傷了四人;10月,又是一名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在弗萊堡奸殺了一名對難民友善的德國女孩;12月,一名伊拉克難民被指控對兩名中國女留學生實施了強奸;而就在圣誕前夕,一名來自突尼斯的難民申請人開著卡車沖進了柏林的圣誕市場,造成了12人死亡的慘劇。這不禁又讓人們想起就在去年7月發生的另一幕慘劇:一名突尼斯裔法國人駕駛一輛白色卡車沖向法國度假城市尼斯最著名的大街英國人大道,碾壓正在觀看煙火的人群,造成84人死亡。

心理學家馬斯洛對安全感有一個非常精辟的定義,所謂安全感是指一種從恐懼和焦慮中解脫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而經歷這一切的歐洲民眾已經無法再從恐懼和焦慮中解脫出來,一種前所未有的不安感正在歐洲蔓延。面對難民危機,歐盟國家開始分裂:匈牙利希望通過公投拒絕歐盟的強制分攤難民政策,斯洛伐克堅決拒絕穆斯林難民進入本國,法國則明確拒絕了德國提出的固定分配機制。盡管在與土耳其達成難民遣返協議后,抵達歐洲的難民人數大幅度減少,但歐洲民眾對難民的不滿卻在增加。面對巨大壓力,即使曾經對難民問題最開放的德國也出現“急速右轉”。總理默克爾表示,絕對不會允許像2015年那樣大批難民涌入德國的場景再現,將加快對不符合難民標準的申請人的遣返工作。

不可否認,絕大多數難民是善良的,他們飽受戰亂的摧殘,帶著一份對于穩定、安全生活的向往,背井離鄉來到歐洲;他們努力學習語言、學習技能,希望能夠盡快融入社會,對歐洲人給予他們的幫助心存感激。然而,難民中也有極個別人受到了極端思潮的蠱惑,對歐洲的安全產生了威脅。而這種威脅一天不徹底消失,難民群體和歐洲民眾之間的隔閡就不可能消失。

英國的離開

歐盟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宛如一塊強力磁鐵,吸引著尚未成為成員的歐洲國家竭盡全力以求加入,甚至連土耳其這樣橫跨歐亞大陸,在文化上屬于伊斯蘭文明的國家,也孜孜以求地希望加入歐盟。但在去年夏天,有一個成員國擺脫了這種吸引,宣布退出歐盟,而這個國家竟是歐洲三個最主要國家之一———英國。

英國的脫歐始于卡梅倫一次信心滿滿的賭博。在2013年,即將參加2015年大選的卡相為回應民意,保證能夠連任,承諾在當選后將舉行關于英國與歐盟關系的公投。那時無論輿論、學者甚至卡梅倫本人都相信,這場公投將和蘇格蘭脫英公投一樣,無非是一個過場,注定將以失敗告終。

然而蘇格蘭人對英國尚有眷戀,可是英國民眾對歐盟只剩絕情。德國《明鏡周刊》將2016年稱為“意外之年”,意外的不僅僅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有英國這個伙伴真的會選擇離家出走。的確,英國確實有“孤立的傳統”,島國的地位和長期以來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讓英國數百年來和歐洲大陸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

在歐盟中,英國始終表現得像一位成績很好但非常叛逆的學生。對于歐元,他說了不;對于申根,他說了不;對于歐盟要求各成員國一次又一次讓渡主權,英國更是表現得狐疑滿滿且無比消極。有人說,疑歐主義是不列顛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顯然導致英國民眾最終選擇離開歐盟的原因要現實得多。自本世紀初歐盟東擴以來,大量來自東歐國家的公民涌入西歐特別是英國,英國在十年間接受了超過百萬的東歐移民。對于英國的中下層民眾來說,東歐移民搶走了他們的就業崗位,還申請了大量福利、津貼,然而卻很少在英國消費,而是將錢寄回東歐老家。而屬于精英階層的金融人士則認為,歐盟繁雜的金融監管條例,將嚴重影響倫敦相較于紐約、香港等其他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中國有句老話,同甘易,共苦難。當歐債危機到來之時,徹底激發了英國人長期以來對歐盟的不滿。2013年年初,時任首相卡梅倫在英國與歐盟關系前景的講話中,用大幅度的篇幅表達了英國對遭到歐債危機拖累的不滿,以及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可能損害英國利益的擔憂。這么看來,英國的離開,也確實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宣布脫離歐盟只需要一瞬間,但是關于脫歐的談判卻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接下來的焦點將聚集在英國是否能夠留在歐洲單一市場。歐盟的態度非常明確,留下可以,但必須接受四項自由原則,即商品的自由流動、人員的自由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和開業自由。然而一旦接受了四項原則,似乎英國中下階級對于東歐國家勞工搶飯碗的不滿仍然會繼續。

崛起的右翼

難民也好,脫歐也罷,對于歐洲解體來說,充其量不過是催化劑而已,真正產生致命威脅的是那些帶有疑歐色彩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集體崛起。

德國的選擇黨成立于2013年,最初目的是反對默克爾拯救歐元的政策。而蜂涌入德國的難民,讓這個年輕的政黨在2016年的多次州議會選舉中擊敗老牌德國政黨,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國經濟最不發達的一個州,但同時也是默克爾政壇起步之處,被認為是她的政治故鄉。然而就在去年9月4日,趁著民眾對于難民的嚴重不滿,德國選擇黨一舉拿下將近22%的選票,超越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成為梅前州議會第二大政黨。當時正在杭州出席G20峰會的默克爾承認對基民盟的選舉失利負有責任。

在意大利,七年前由喜劇演員創立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黨則獲得了更為直接的勝利。去年6月,該黨推舉的候選人維爾吉妮雅·拉吉在羅馬市長的選舉中,以三分之二票數的壓倒性優勢擊敗由執政黨民主黨推舉的候選人羅伯托·吉亞徹提。與此同時,另外一名五星運動黨的候選人在都靈市市長選舉中也以明顯優勢贏得勝利。到了12月,由于該黨的強力阻撓,意大利民眾否決了政府提出的修憲建議,導致總理倫齊辭職。

而著名的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也風頭強勁。在年初的省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得到了超過25%的選票。而9月的民調顯示,該黨主席勒龐將會進入總統選舉的第二輪。勒龐稱,如果自己在2017年春季的總統選舉中獲勝,將在半年時間內組織法國退出歐盟問題的公投。

可以令人稍松一口氣的是,按照目前的形勢,在接下來的一個執政周期,歐洲各大民粹主義政黨都還沒有上臺執政的可能性,但他們不斷崛起、逐漸做大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歐洲的難民問題不解決,如果歐洲的經濟依然疲軟,那么總有一天這些右翼政黨會被民眾選進政府。或許到了那一天,歐盟就真的命不久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