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北京東直門中學教師王天祥表示:“老師當然是有能力的,但我們的受眾并非超常學生。國家教學大綱著眼于育人的功能,教深、教難則是考試選拔的訴求。家長把獲取更好名次當作教育目的是偏頗的。”

劉成章則建議教育部門在課時安排上給學校留下答疑時間,對學生進行個性化輔導。

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看來,“補習熱是社會生存壓力對孩子、對教育的傳導。富裕家庭是教育的風向標,對他們來說,現有的財富、地位不夠可靠,只有把孩子培養好才是最牢靠的。在公辦學校教育不能滿足期待的情況下,轉而尋求校外補習。這種做法又會傳導給他人,形成了城市中的課外輔導熱”。

多元評價是關鍵

為了讓孩子取得理想的成績和多樣化的發展,家長紛紛選擇課外輔導機構,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學校教學。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搶先學”。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很多課外輔導機構都標榜在寒假十次課學完下學期課程,甚至在廣告中刻意制造恐慌。

“這完全不符合學習規律!”劉成章大聲疾呼,“在這樣的課上學生只是聽到些‘名詞’而已,并不是概念式地把握,何談實際應用?很多學生“食而不化”還自以為把課程內容掌握了。這應該引起學生和家長高度重視!”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子教育”,只是在東亞,課外補習與升學掛鉤的目的更直接、影響人群更廣。

據韓國教育開發院統計,2003年全韓用于補習的費用占到教育預算的55%,經持續不斷的治理后,2013年該比例仍為28%,有68.8%的在校生參加各種校外補習。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學院副教授姜英敏告訴記者:“韓國補習盛行,卻仍有一半人在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因為應試補習所學的內容對孩子成長并無好處,只是因為社會雇傭制度認可了學歷作為評價的標準,造成企業招不到有用人才,學生卻面臨失業的局面。”

日本在20世紀60到80年代經濟剛剛起飛時,也曾經以教育體系來篩選人才。但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企業逐步建立起了包括專家、人才評估模型在內的資歷體系,以及以分類資格證、企業文化為支柱的人才篩選體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也認為,雖然補習熱在表面上看是相互比較的結果,但根源還是在評價。“以分數為標準評價,太單一,只有建立專業團隊,綜合評價學生的學業、社會活動等多方面能力,并采取招生與考試分離的制度,才可能剎住補習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