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很多彎路。不止一次，國家信訪局將王恩林等人的上訪訴求轉辦到黑龍江省，省里再轉到市里，市里再轉到區里，區里又轉回了村委會。“村干部得意地跟我說：‘你們上哪兒告都沒用，怎么告最后都會轉回我們手上。’”

“我只知道我有理，但不知道對方到底哪里違法，有沒有證據。”王恩林說。

為此，王恩林開始“死磕”法律。火炕邊狹窄的桌上擺著數十本法律書籍：《侵權責任法配套解讀與案例注釋》《民事訴訟法典》《最新損害賠償法律適用大全》《物權法》《民法通則》……炕頭的《新華字典》被翻遍了形。

在用上智能手機之前，王恩林有錢時買書，沒錢時就在書店“泡”上一天，偷偷抄下要用的法條，跑去復印店打印。為表示感謝，王恩林拎著一麻袋新鮮的玉米棒送給昂昂溪區法律書店的店員。

王恩林把和政府部門交涉稱之為“打架”，“是打嘴架，用法律武器‘打’！”王恩林家里堆成山的證據材料，“幾乎都是靠他‘打架’打來的”。

為了拿到土質被污染的證據，王恩林曾多次向當地環保部門提出檢測污染數據的要求，但始終沒有回音。他不斷往返于黑龍江省環保廳、齊齊哈爾市環保局、昂昂溪區環保局等各部門。

面對推脫，王恩林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十條有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本行政區域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為什么你們連個檢測都不給我們做？”

2014年4月，在黑龍江省環保廳的要求下，齊齊哈爾市環境監測中心站終于對水泡子的水質和底泥進行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底泥的總汞含量達1.6mg/Kg，PH值高達9.2。

王恩林對《土地管理法》的相關條款幾乎倒背如流。為證明當時村委會將428.6畝土地轉租給齊化集團長達27年涉嫌違法，2009年王恩林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請查詢本村的土地規劃和使用現狀圖，遭到工作人員百般阻撓。他仔細查閱《物權法》并熟記在心：“《物權法》第十八條有明確規定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查詢、復制登記資料，登記機構應當提供。國土資源部2002年就制定了土地登記資料公開查詢辦法！你們為什么不讓我們查？”

對方被問得啞口無言，《1997年~2010年榆樹屯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圖》《榆樹屯土地利用現狀圖》兩份證據才如愿獲得。

昂昂溪區的政府官員都知道王恩林不好糊弄。“我們不懂法的人，經常被政府幾句話唬弄過去了，因為聽他們說的話，你雖然一方面覺得他說得不對，但另一方面又找不出他什么毛病。但老王不是，一般人唬不住他。”村民王寶琴說。

每次去“打架”前，王恩林隨身攜帶的包里總要放上相關的法律書籍，“防止對方耍賴，當場查閱對證，有備無患”。在一場有關428.6畝電石渣堆場的座談會上，王恩林一人與昂昂溪區多個政府部門負責人座談。座談中王恩林多次提及村內有大面積草原未經村民同意便被變更用途、開墾為耕地。

一名官員笑著說：“老王！你不懂啊！這草原就是我們國家的，不是你們的！所有草原都是我們國家的，你們沒權管！”

“領導您這么說不對！”王恩林當場表示不服氣，“草原雖然是國有的，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第十三條規定，集體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確定給集體經濟組織使用的國家所有的草原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我們村的草原其實是我們村集體使用和保護的！”

昂昂溪區環保局一名負責人告訴記者，王恩林懂法，他有權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我們肯定積極配合”。

推脫

但事情并沒有王恩林想象的那么順利。

他一度以為，污染事實如此清楚，短則幾個月，長則一兩年就能解決。沒想到案子一拖就是16年。

盡管大量耕地出現明顯減產，甚至絕收，當地農業部門卻始終拒絕提供書面官方鑒定結果，并拒絕向記者作出回應。

在8年時間里，王恩林都被當地法院以“訴訟主體資格不夠”等理由不予立案。

他百思不解：“我們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訴訟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沒有違法的地方，為什么不給我們立案？”王恩林說，“就算不給立案，也至少該我們一份書面的不立案裁決。可他們什么都不給，明明法律規定7天是回復期限，為什么我們這么多證據都不能被接受？”

如今，王恩林自己也說不清到底為何堅持這么久。

有村民質疑他是“為了錢”。但事實上，一審昂昂溪區人民法院判決齊化集團賠償55戶農民共計的82萬元，平均每戶不到兩萬元。而王恩林為了討要一張證據，來回的車費、住宿費、律師費、材料費等就至少花費1萬元。

對這個干泥瓦匠出身的農民來說，“做事就像蓋房子一樣，要有始有終”。

為了打官司，王恩林放棄了原來的生意，靠兒子一家接濟。并不富裕的家庭幾乎被王恩林這些年的“執著”擰干。

兒子王占凱提起父親，一臉的無奈和欽佩，他不是沒想過勸父親放棄，但“勸也沒用啊！我爸他就是那鉆進牛角尖的孫悟空，非要把尖給鉆破了才出來！”

王寶琴、吳寶春、楊振青、李殿奎、杜彥強、董景陽……和王恩林一樣看不慣耕地被毀的十幾個老人陸續加入到維權的隊伍中。

“我們這是個‘老年環保隊’。平均年齡60多歲，年齡總和接近1000歲，學歷水平總和卻超不出高中水平。”王寶琴自嘲。

年復一年，這幫“老家伙”在跟時間賽跑。

在白天不足8小時的齊齊哈爾冬天，7個老人約著凌晨4點集合，搭著吳寶春的二手五菱面包車，趕在政府上班前去“堵門”。

王恩林呼吸時從肺部發出嘶嘶聲，重度肺結核曾折磨他3年，但官司一直沒撂下。

最早和王恩林一起打官司的宋希平去世了。去世的前一晚，宋希平還在和王恩林通電話：“老王你再寫一份村里違規開墾草原的材料，我明天交到法院去！”

和王恩林同年的呂生，電話里問候的第一句永遠是“老三，最近身體咋樣”，之后再問案子進展。“沒他不行啊，他是我們的法律顧問！這案子沒他早就黃了。”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王恩林。

茶余飯后串門，有村民推門進來便說起風涼話：“你們打了這么多年官司，也沒見你們打贏啊！房子賣了！弄了那么多高利貸，欠了那么多錢！你說你們圖個啥！”

王恩林一臉正色：“不能這么說，官司打贏是遲早的事！”

援助

10年前收到的一份法律援助手冊改變了王恩林的維權路，他撥通尾頁上的法律援助電話，電話那頭連著的是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

從2007年起，這個國內唯一一家專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機構開始無償為王恩林等榆樹屯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

但苦于8年未能立案，在2015年以前，該機構對王恩林的法律援助始終無法進入正式的司法程序。

王恩林向記者回憶，曾有當地法院工作人員向他直言：“老王你回家睡一覺就明白了，這案子太大了。根據地方特色，不可能給你立案的。”

“是我們在趕著法律走。”王寶琴苦笑。齊化集團向榆樹屯村水泡子的排污始于1948年，而新中國第一部正式環保法直到1989年才制定通過。

據刊登在《法制資訊》上的《2002年~2011年全國法院審理環境案件的情況分析》稱，大量環境污染糾紛沒能進入訴訟程序，2002年至2011年一審環境案件的收案數僅占同期一審案件總數量的0.2%。

“環保案件的訴訟成本高，專業性強，受害人往往舉證困難，導致環境民事侵權案件不多。” 目前負責代理王恩林案件的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訴訟部部長劉湘說。

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律師劉金梅曾表示，該中心所接的10個案件中，可能只有一兩個案子的受害人愿意走法律途徑，大部分人對打官司沒信心，特別是被告是政府或大企業時，大家覺得告不贏。很少有人能像王恩林這樣鍥而不舍地堅持10多年。

王恩林是張夢芯成為民間環保志愿者后所接觸的第一個環境污染受害者。她曾接觸過很多環境污染受害者，“大多數人，想請他們填寫一個環境信息公開表都不愿意，因為要填身份證號，他們怕惹禍上身、遭打擊報復，不敢站出來維護正當權益”。

在張夢芯看來，王恩林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敢站出來，堅決不承認污染事件存在的合理性，愿意承擔追究污染者責任的義務，而且敢于行使向污染者追究責任的權利”。

2013年，因霧霾等大氣污染問題，公眾對環保的關注度明顯增強。兩年后，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開始施行。